范源濂（1875—1927），一说范源廉，字静生，湖南人，近代教育家，参与创办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曾任教育部次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后又与蔡元培等人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成为首任校长，他也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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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一艘驶往扶桑日本的轮船已经停泊在日本的长崎岛。船上有两名来自湖南长沙时务学堂的年轻学子。初抵异国他乡，言语不通，又因旅资告竭，这两名学生口渴难耐。面对浩渺大海，他们灵机一动，用长绳系着空铁罐由船窗掷下，汲取海水，以图解渴。初次航海不知道海水咸是一个原因，自费留学没有钱才是根本。这两位学生，一位叫李穆，另一位就是本文的主人公范源濂。

    范源濂此次东渡日本，已经娶妻蔡氏，爱妻陪同岳父宦游湖北，范源濂遂到湖北向岳父母辞行——但不是说去日本，而是撒谎说谋得某一学馆的职务。

    可是刚刚抵达日本不久，范源濂就病了，呕血不止。幼年就有此疾，又兼长途旅行，疲惫不堪，再则数月辛劳，引发旧疾。好在有恩师梁启超的帮忙，逐渐康复。范源濂所居住的病院，在东京的一所市立小学左边，偶尔开窗眺望，学校里天真烂漫的孩童在广场上游戏，他们精神活泼，行列整齐，琴韵铿锵，歌声悦耳。目睹此情此景，范源濂感动于心，悠然神往，“学师范治教育之志终身不复动摇矣”。

    20年后的1918年，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年，范源濂和严修同赴美国，考察教育，“于其教育实况多有所研求”。归国后，成立了大学筹备委员会，紧锣密鼓地“筹备大学事宜”，范源濂以其德高望重的地位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但有人没钱，教育经费极度缺乏。范源濂自愿认捐数万元，解了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他又千方百计募捐筹款，经过多次辛苦奔波，他们的努力终见成果，私立南开大学正式诞生了。南开实行董事会（校董会）下的校长负责制。范源濂与严修等人一起当选为学校董事会董事。虽然南开大学官网上的学校简介、历届领导和历史回眸里没看到范源濂的名字，但是他为南开作出的贡献是客观存在的。

    南开似乎很难找到范源濂的痕迹，但是作为北师大的首任校长，他是赫然在列的。

    1923年7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范源濂出任首任校长。学生议论纷纷，有欢迎的，也有不欢迎的。欢迎是因为学校太穷，吃饭都成问题，北京的冬天还得用冷水洗脸，范源濂名气大，来了说不定可以改善。反对者则说，他做过几任“教育总长”了，哪里会来这种穷学校。是年11月，范源濂从欧洲考察回来后就到校就职，先把那些没有作为的系主任换掉，再把自己的老师梁启超和蒋方震、黄郛请进学校授课。第二年，北师大全校栽培花木，研究土壤，选择品种，“栽的没有不活的，活的没有不美的，老树木的病虫害没有不得到防治的”。两个月下来，北师大焕然改观，绿茵遍地，百花烂漫。

    随后，“教育总长”的任命又来了。于是，范源濂把自己一年的薪水全部捐给了学校。

    蔡元培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

    范源濂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

    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这可不是争论，而是补充。蔡偏于理想，范注重实践，以己之长补彼之短。

    胞弟范旭东评价兄长范源濂说：“极具牺牲精神，诚足以起顽立懦矣。”

    其实，范源濂做起顽立懦之事，早在许多年前就开始“谋划”了。1904年，他倡议女生到日本学习师范， “国中送女生出洋留学，盖未有先于此者”，着实是开了先河。

    范源濂做事，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绝不肯放松。早年东渡日本，他骨子里就有守时和公私分明的品质，同时也有先儒的“慎独”精神，他常说：“作主官守时间，要使自己坐在办公室椅子上的时候恰是分针指定的时候”“贪污不必说，揩油也要不得。小德出入，结局大德一定逾闲。用公家信纸写私信，就是贪污的开始练习”。

    难怪梁启超在给长女思顺的家书里说：“静生（范源濂）凡事看不开，不会自寻娱乐，究竟算没有养到。”梁先生批评的“不会自寻娱乐”，正是他人不及范源濂处。譬如他做了京师图书馆馆长，“每日到馆要上九十级石梯”，其时已经患病，不放弃职守责任，焦劳致命虽不敢说，但催发因素恐怕是有的。

    现在看来，不止“学师范做教育”可以起顽立懦，这些小事依旧可以起顽立懦。

    范源濂“风度端凝，眉清目秀，长于演说，温文而刚直”，再加上他是兼具情怀与理想的教育家，不由得让人生起“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的感慨来。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