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个老话题再次被提起，它依然可以直击现实。

    不久前我采访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他谈到10年前跟学生谈过关于“放羊娃”的话题。他希望北京四中的学生不要按照“放羊娃”的生活逻辑了此一生。

    “你放羊是为了什么？”“羊长大了可以卖钱。”“卖了钱以后呢？”“有了钱，可以盖房子。”“盖房子为了什么呢？”“娶媳妇。”“娶了媳妇呢？”“生娃。”“娃长大了干什么？”“放羊。”这个广为流传的“记者与放羊娃之间的对话”常常被拿来作为谈资。但每次听到这个故事我却笑不出来。

    这让我想到一次出差的经历。高铁上我恰好与一位5年级的女孩坐在一起。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到了关于“人为什么要学习”的话题。

    “你想过人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吗？”我问。

    “考一个好大学？”女孩没有犹豫便给出了答案，但又明显带有探询的语气。

    “还有吗？”

    “找一份工作呗！”

    “还有吗？”

    “没有了。我妈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潜意识里我想听到更高级的回答，但我知道这是一种奢望。其实，我们周围不少人都持这样的观点，这是一种早已被格式化的逻辑。如果一代又一代学生只为谋生而学习，这与“放羊娃”的逻辑并无二致。

    人到底为什么而学习？如果与孩子聊起这个话题，我们会怎么说呢？毫无疑问，传统的解释充斥着功利色彩，不是基于诱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基于压力“不好好学习，就没有好的生活”。我们都是在这种实用主义价值观下成长起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似乎跳不出这样的逻辑。当学习只为升学而存在时，便陷入了一个怪圈。最近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在《十三邀》中关于“县中模式”的讨论备受关注。她说：“如果你一生做的所有事情都只是为了谋生，你这一生就是个苦役。”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或许印证了一个事实，我们教育的格局太过狭隘了。一旦都是功利的算计，被眼前的利益所吸引，那么更长远的利益就会被遮蔽。我们能否跳出这样的现实逻辑，睁眼看到一个更辽阔的世界？

    相信今天的学生都知道老一辈革命家的立志故事。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在离家时，他抄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以作告别：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2岁的周恩来在沈阳读书时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生为此奋斗，成就了自己，成就了国家；20岁那年，聂荣臻离开家乡去法国勤工俭学。他的一封写于1922年的家书中这样写道：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我相信，一个境界不高的人说不出高层次的话。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志向，但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是人们各种具体志向的底盘，也是人生的脊梁。”如果不能让孩子逐步抬高理想的“水位”，那么学校、家庭和社会努力的结果只能是让孩子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学记》有言“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北京大学教授文东茅曾这样寄语大学生：立志是人生最好的礼物。爱自己，就立志；爱一个人，就帮他立志。

    文东茅曾专门向我推荐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的立志教育实践。该区将立志教育作为育人工作的一个切入口，结合校情、学情，从课程设置、评价促进、习惯养成等方面着手，帮助学生树立远大志向，给学生成长提供持续动力。

    无独有偶，我曾走进辽宁省大连太阳谷华夏学校，该校同样把立志教育作为一等大事。这里的学生学习的目标感很强。该校一名高中女生的理想是做一名利于社会的企业家。她说：“做商业最重要的是有一颗能够敏锐观察，发现顾客需求和时代需求的心。有了这颗心，我就能够觉察他人的需要，并通过做事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校长李显峰说，想让学生觉得学习有意义，可以关注两点：一要把学习转为“利他之学”，即学所有学科都是用来服务社会的，明白学习即利他，学习才会与生命相关。二要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快乐。在他看来，所谓兴趣，“兴”即高兴，“趣”即投入，见到“兴”，才能达到“趣”。

    让孩子确立一个高价值的动机，才能产生更持久的学习动力。我们常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实真正的起跑线是孩子立下的志向大小。我们应让孩子从小就明白，“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作者系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