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冲小学距离我的花桥老屋仅仅50米左右。1977年，我刚读完小学一年级，学校的田校长找到父亲，说小学新增了两个班级，教师也增加了好几个，部分教师没有住的地方，希望找我们借一间房子，条件是可以免交100斤烧柴——那时每个学生每学期要给学校食堂交100斤烧柴。当时，家里有6口人常住，但只有3间用于住宿的房子，其实是非常窘迫的。父亲与母亲商量了一下，决定在堂屋望楼上加一张床，我和三哥在楼上睡，然后我和三哥睡的那间同檐屋腾出来。父亲还说：烧柴不必免，我们照交不误。

    开学前两天，田校长带着赵老师来到我家。赵老师大约30岁，个子不太高，上身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衣，下身穿着黑色长裤，脚上穿着绿色的解放牌球鞋，长得比较黑瘦，戴一副黑框高度近视眼镜，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但我总觉得他有些威严可怕。

    赵老师的行李不多，一个箱子、两床被褥，外加一些书籍和热水瓶等日用品。他将行李摆放停当，见我在稻场边看，便向我招手，说：“来，我给你带了水果糖。”边说边递给我5颗水果糖。这5颗水果糖一下子拉近了我和赵老师之间的距离，我突然觉得他并不是特别威严可怕了。

    赵老师教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数学，他讲课声音不大，语速比较慢，但一板一眼很有条理。也许是赵老师在我家借宿的缘故，上他的课我格外认真，他也经常点我回答问题。那时，我做作业毛毛躁躁经常涂改，他就时不时站在我旁边，提醒我“想清楚了再写”。一次，我慌里慌张地将一道算数题的加号写成了减号，正准备涂改，赵老师站在旁边说：“这里需要涂改吗？动脑筋想一下。”我一时没想明白，只好红着脸不作声，他拿过我的笔，在减号上加了一竖，说：“遇事不要慌，减号变成加号是很简单的事情，只要将得数改一下就行了。”可以说，赵老师教育我做事不慌张、有条理，为我成年后冷静处事的习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父母常年劳累落下了病根，在生产队里工分挣得很少，家里正是极度贫困的时期。见我和哥哥、姐姐长得面黄肌瘦，赵老师经常将饭菜匀给我们一点。学校每周给老师分一小钵蒸肉“打牙祭”，实际上只有薄薄十片猪肉，他一般只吃一两片，剩余的都给我们吃了。母亲经常说：“赵老师真是个好人，你们要一辈子记得啊！”

    记得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手脚生了冻疮，还在不停咳嗽。赵老师知道后就对父母说，自己夜里很冷难以入睡，不如让我跟他睡，相互暖一暖手脚。父母知道赵老师是一番好心，当然求之不得，但我却是有些不愿意。赵老师笑嘻嘻地说：“你只来睡一次，如果觉得不好，就再不来了行不行？”那天晚上，我们各睡一头，赵老师提前用一个玻璃瓶子灌好热水放进被窝，我顿时觉得比自己的床暖和多了。一觉醒来，浑身暖融融的，正准备伸伸脚，突然发现赵老师将我的脚放在他胳肢窝下——那一刻的我感到既紧张又幸福。

    赵老师在我家借宿了3年，每年冬天我都跟着他睡。后来，他调到了别的学校，我们也失去了联系，但他留给我一段十分温暖的记忆。这段记忆里不仅有温暖，还有善良、仁爱，让我在遇到有困难的人时总能温情以待。

    后来，我从师专毕业，也成为一名教师。有一个家里特别困难的学生，他的父母准备让他辍学打工。我帮他申请减免了学费，还时不时接济他一些生活费用，终于说服他的父母让他继续读书。那时，他一直跟着我睡，自然不用交住宿费；我也与赵老师一样，冬天睡觉时，将他的脚放在我的胳肢窝下，希望能多给他一些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