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数字化工作并无显性时长，但由于其具有碎片化、隐蔽性等特征，因而其在潜移默化中占据教师大量的时间，成为极易被忽视的新型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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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4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该文件中的总体要求部分涉及“坚持应用导向”“坚持以人为本”等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推进数字化进程中“人”的关注。诚然，加速推进教育数字化进程给予广大中小学师生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然而近年来学术界与实践界亦存在着另一种呼声，即“减轻教师的数字负担”。也就是说，数字技术在引入教育场域时，存在着数字赋能价值异化的潜在风险，进而导致技术增负效应，这是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杭州师范大学课题组对全国东中西6省2000名中小学教师的数字负担开展了问卷调查，以期为后续教师数字负担系统治理、推动高质量教育数字化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围绕教师数字负担程度，课题组调研成果中至少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发现。

    一方面，从客观层面分析，教师数字化工作类型多样，实际占用时长远超教师期待时长。具体而言，目前中小学教师存在着多类数字化工作行为，包括数字操作行为、数字筛选行为、数字沟通行为、数字学习行为等，且每月所有数字化工作行为的总时长高达57小时左右。平均而言，教师每天花费在这些事务上的时间约为2小时。与之相应的是，教师期望的数字化工作时长为每月48小时左右。概言之，尽管数字化工作并未像传统的教学工作那样具有显性的时长，但由于其具有碎片化、隐蔽性等特征，因而其在潜移默化中占据教师大量的时间，成为极易被忽视的新型负担。

    另一方面，从主观层面来看，教师感知到略高的数字负担，尤为明显地体现在特定教师群体上。总体而言，中小学教师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而感知到怀疑、疲劳、焦虑及低效的程度，普遍稍微高于“一般”水平。其中，青年教师、乡村教师、中部地区教师的数字负担程度相对更高。举例来说，在被问及“当我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工作时感到非常疲惫，以至于我做不了其他事情”时，20—30岁教师选择“经常”或“总是”的比例超过44%，而46—60岁教师选择这两项的比例为32%左右；在“在完成数字技术相关工作时，我感到紧张和焦虑”这一题项上，约47%的乡村教师选择“经常”或“总是”，比例高于城市教师，且选择“从不”的乡村教师仅为10%左右；东部和西部教师在“我感觉使用数字技术很困难”这一题的选择上存在类似的情况，两类地区教师选择“总是”的占比均在18%至19%之间，而中部地区教师选择该项的比例则接近24%。可以说，不同群体教师感知到的数字负担程度或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教师数字负担程度现状需要引起各方的重视。

    有鉴于此，未来我们应进一步采取措施，帮助教师应对较为沉重的数字负担：一是完善已有的教师减负清单，将不必要的教师数字化工作行为纳入清单之中，对于确实需要采取的数字化工作行为，可考虑设置此类行为的最长时限以及推荐时长，有效避免教师业余生活中出现“技术入侵”的情况；二是定期追踪中小学教师数字化工作的真实意愿、期待时长等，据此学校管理者可调整既有的数字化相关制度设计，优化数字技术的应用方式；三是从总体上看，尽管当下教师数字负担还未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若未能引起充分重视，数字负担程度或将进一步增加，因而这也要求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审视教师数字负担，提前采取措施迎接数字时代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四是特定教师群体的数字负担问题亟待引起高度重视，应给予青年教师、乡村教师、中部地区教师以更为包容的数字化工作环境，促使这些教师群体能够更好地融入数字空间，享受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

    （作者单位均系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教育数字化转型下中小学教师数字负担的系统治理研究”成果，课题编号：CHA240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