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师范院​​始，中国现代师范教育正式开端。我国师范教育历经百余年，从无到有，从蹒跚起步到规模逐渐壮大，历经多次变革。在百余年师范教育发展历史中，一批批颇有成就的师范学校不断涌现， 身正为范、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优良的师范教育传统也代代相传。由此，本报特别开启“师苑春秋”专题策划，挖掘历史上典型师范院校的办学经验，钩沉百年师范传统，以期为当代教师教育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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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波澜壮阔的年代。在这段时间里，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根据地，陕甘宁边区走到了历史前台，成为举国瞩目的中心。众所周知，教育事业发展会受到特定时代环境的影响，陕甘宁边区师范教育的兴起离不开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发现当地文教事业十分落后，文盲众多；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亟须培养抗战干部人才。在培养师资和青年干部的迫切需求下，发展边区的师范教育势在必然，鲁迅师范学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

    艰苦创业，自力更生

    1937年以前，陕甘宁边区没有一所师范学校。直到1937年2月2日，鲁迅师范学校成立，成为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开办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可以说，鲁师是陕甘宁边区师范教育的起点。在鲁迅逝世后的3个月零14天，鲁师成立。鲁师在抗日战争期间几经搬迁，创办几个月便因粮食短缺从延安搬到延长县，后又迁到关中马家堡、赵庄等地，1939年7月后与边区中学合并。严格来说，鲁师只存在了两年多时间，但是它奠定了边区师范教育的基础，在党的教育事业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学校创办之初，鲁师便面临着经济拮据、物资匮乏等巨大的生存压力，但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鲁师的师生迎难而上，展现了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据校长林迪生回忆，学校初到关中时，什么设备都没有，用的东西是借老百姓的，住的房子是借老百姓的或利用旧庙宇，寝室就是教室。当时全体师生利用课外活动和体育活动时间，花了足足3个月打了13个窑洞，才得以有校舍。学生自己砍木材制作门窗，夏天就在院子里支一块木板当桌子用。

    虽然学校办学条件差、学生生活艰苦，但鲁师的学生从没有喊苦的。林迪生说：“我不止一次听人说，鲁师学生不摆架子，吃住能耐苦，来往行李都自己背。”

    当时任鲁师生活指导处长的刘端棻曾在1938年撰写《鲁迅师范的学生生活》一文，提及鲁师学生的艰苦：他们都住在窑洞里。大的窑洞可住三十人，最小的窑洞也得住一组学生（八九个人）。有的没有炕，七八个人就躺在三四块木板上；有的“板炕皆无”，就铺点薄薄的草睡在地上。吃饭的时候，大家都集合在天井里，每个人捧碗小米饭，八九个人共着一盆素菜吃。

    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鲁师的师生靠自己的双手建起了学校，使边区的师范教育从无到有，促进了边区的教育事业在艰苦卓绝的内外环境中不断向前探索。

    游击课堂，集体学习

    鲁师没有什么正式的教室，先生没有讲台讲桌，学生每人一个小圆凳子——同时也当写字的桌子。这样，教室移动非常便当，只要学生把凳子一背，教室便可任意迁移了——学生常称之为“打游击的课堂”。

    林迪生回忆，1938年鲁师有130余人，共分3个班：师范2个班，文化程度等于高小毕业生，6个月毕业；预备一个班，文化程度等于初小毕业生，学习一年或二年升入师范班。师范班的功课有国文、算术、中国史、中国地理、社会科学、政治、民众运动、游击战、军事、自然常识、教育等。预备班的课程与师范班相差不多，只是内容更浅。

    当时的学习方法偏重于集体学习，教员讲过的东西各小组分开讨论，教员也参加。每日夜间开讨论会，讨论之时由学生做记录。教务科制发结论纸，把讨论结果记录在结论纸上。那结论纸上记着“谁发言最多”“谁发言最少”“谁发言最正确”“谁发言最错误”“谁不遵守会场秩序”，讨论后把结论交给教务科，再分发给各班教员给予批改、纠正。

    鲁师反对学生只顾个人学习而不参加课外集体活动。许多学生皆在学生俱乐部里担任领导工作，全体学生都要成为俱乐部里的一个活动分子，每个学生一周至少有一次课外活动，包括地方工作、教育工作或生产工作等。

    学生自治，活动多彩

    鲁师讲求学生自治，值得着重介绍的是鲁师的学生俱乐部，俱乐部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社会技能，帮助学生树立人生观、启迪创造力，维护师生感情、助力学校行政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生俱乐部负责7个部门的工作：一是地方工作委员会。这一部门的工作是使学校与社会密切联系起来，帮助政府推进地方行政。比如宣传抗战胜利理论，在麦忙时帮助群众收割庄稼，调查了解地方学龄儿童、壮丁数等；二是教育工作委员会，如为群众组织夜校与识字小组、去乡村小学做宣传等。教育委员会还要领导学生的文化政治活动，如组织政治报告、演说唱歌比赛，还成立了“拉先队”（拉丁化先锋队），这支队伍是学习推广新文字的突击队；三是墙报委员会，各班有自己的墙报，2个星期出一次，校外还出一个“老百姓”墙报，起到对群众的抗战宣传作用；四是伙食委员会，负责监督并改善全校的伙食；五是生产卫生工作委员会，培养学生下田劳动的作风和卫生习惯；六是娱乐工作委员会，主要由娱乐委员主持演剧团和歌咏队，组织大家定期开晚会；七是体育工作委员会，组织体育活动、培养运动兴趣。

    学生俱乐部可谓是后来我国师范教育中学生社团活动的雏形，浸润式培养了学生的热情友好、无私奉献的职业素养和情怀，同时也为学生树立起集体主义、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与格局，充分彰显了师范的特质与时代的特色。

    弦歌不辍，贡献卓著

    鲁师对边区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是边区师范教育的典范。1938年，筱云在《鲁迅师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写到“现在全边区的小学已经发展到五百余处，其教员大都是在鲁迅师范受过训练的学生”。1941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赞扬说：鲁师毕业的这批青年教师，形成今天边区教育工作中的主力部队，这是我们边区教育事业中最宝贵的财产。

    除了培养师资，促进教育事业发展，鲁师还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承担了不少社会责任。《中国师范教育简史》中专门提及鲁师的贡献：鲁师给边区造就了很多优秀的乡村文化工作干部；帮助边区政府做动员工作，对于政府的一切号召都尽力配合；鲁师的师生还对新文字的使用起到了推动作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鲁师像一粒火种，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师范教育呈现燎原之势，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鲁迅师范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当时的艰苦奋斗，更在于为我们当下的教师教育提供了可贵的思考。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一定是忠于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他们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炽热的家国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真正“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