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给的蓝皮日记本，边角早磨成了“毛月亮”。那时铅笔字总不肯老老实实待在格子里：写“今天下河沟摸鱼弄脏了新书包”，那“脏”字的一撇甩得老长，像河沟里甩起的泥浆点子；写“后山坡刺泡儿（野莓）酸掉了牙”，那“酸”字写得龇牙咧嘴，字里行间沾着赤水河岸的水汽、红土坡的泥腥味，像刚从地里拔出的折耳根。那时懵懂，不知这歪歪扭扭的笔迹竟是语文的“根须”，早已悄然扎进故乡的泥土。

    高二那年暑气最盛，语文课排在日头西斜的时辰。语文老师读郑愁予的声音像晒软的麦芽糖，黏住满窗的蝉鸣，我们跟着念“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树影子在课桌上淌成溪水，漫过少年人的眉睫。后排男生偷偷传来的纸条，后来都成了我教案里夹着的淡黄书签。

    大学那堂《雨霖铃》读得热闹：东北姑娘一句“骤雨初歇”，字字带着松花江的寒气；四川同学接上“无语凝噎”，话音里滚着长江的热辣；而我这贵州娃儿念的“兰舟催发”，舌尖上仿佛还绕着赤水河的湍急水声……柳永那点千年前的愁，经我们五湖四海的舌头一过，倒像老家灶上小火煨着、加了酒曲的甜米酒，咕嘟咕嘟冒着微醺的泡，腾起的是高粱发酵后暖烘烘的人间烟火气。

    10年前的秋天，初到仁怀山里的村小，教室后墙裂着三道大口子，山风“呼呼”往里灌。学生的作文本里总“晾”着半碗冷苞谷饭、三条腿的板凳、割不完的猪草，还有爷爷说的“红军曾蹚过家门口那条河”的故事。我学着老教师的样子，用红笔圈错别字，把“的地得”的用法一笔一画地抄满整面土墙，像在贫瘠的地里播撒规矩的种子，盼着它们在石头缝里扎根生长。直到那个扎羊角辫的丫头在周记里写下“昨夜里梦着坐火车，铁轨亮得像老师钢笔里的蓝墨水”，心口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我把这句话对着山坳念了三遍，声音撞在崖壁上荡回来，惊起一林山鸟，扑棱棱地飞上天，翅膀扇得山都响。

    后来进了县城教书，在月考卷的缝隙里偷养“野花”——办了一份叫《苔花集》的小报，专登那些没分数却冒着热气的句子：写老树在枝头抽出绿得灼眼的新芽，写流浪猫跳上围墙时抖落的金桂……班级读书会上，有个戴围巾的女孩说：“我的秋永远活着，我心自有秋朝。”玻璃窗上的哈气慢慢淌成春天的河。

    前些日子收拾旧物，那本蓝皮日记本里“啪嗒”掉出一片枯叶，叶子上的铅笔字还能看清：“今日阿黄追蝴蝶撞翻了酒缸。”手指摩挲这行褪色的字，此时窗外的雨正敲打着老皂角叶，“沙沙、沙沙”地响。这声音就与20年前故乡晒谷场上穿堂而过的风声、河谷里奔流不息的水响轻轻重叠在一起，让我心里也跟着“沙沙、沙沙”地响，像坡上那些红秆秆的高粱在土里悄悄拱着芽。

    山里的火车终究没通，但那个写“蓝墨水铁轨”的姑娘去年寄来一张明信片，背面印着黄鹤楼，旁边附着一行小字：“老师，我顺着赤水河走出去了。”我的学生可能不会成为作家——可谁又说得准呢？那些被文字焐热过的心，总会自己长出翅膀的，有的飞得高些，有的飞得低些，总归要扑腾着向亮堂的地方去。

    语文老师原是个“种字”的人，把前人留下的“字粒儿”，拌着清早的露水、傍晚的夕照，一粒粒撒进学生心里。有的发了芽，绿生生的，带着岩缝里挣出来的那股韧劲儿；有的还在土里睡着，做着关于山、关于水、关于火把的梦。可总得有人一年年守着这河谷坡坎上的三尺讲台，把春天里雀儿叫的调子和山风过林的声响引进小小的教室。字种下了，心就活了——活了的心，认得故乡的山水，也认得远方的星光，自己会循着河水的流向和先辈的足迹稳稳朝前走。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仁怀市盐津街道第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