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开学后，不少家庭都会上演一场“手机争夺战”：“神兽”虽已归笼，孩子手中的手机却迟迟未能“归盒”。过去数年里，每逢9月开学后的前两周，因校园手机禁用引发的“亲子战争”屡见不鲜，甚至曾酿成令人痛心的悲剧。事实上，这并非个别家庭的困扰，而是全球教育领域共同面临的难题。当下，各国学校正共同发力，致力于将课堂真正交还给学生，引导他们把注意力从电子屏幕中抽离，重新聚焦真实的现实世界。然而，一个关键问题随之浮现：在手机被限制使用后，学生由此空出的时间与精力，该如何合理安放，才能避免陷入新的迷茫与空虚？

    不能只堵不疏。校园禁用手机，绝非刻意“为难学生”，而是帮他们夺回被算法绑架的注意力。但若采用简单粗暴的收缴方式，往往适得其反——尤其对于已经形成手机依赖的学生而言，突然断网如同“戒断治疗”，需要循序渐进，绝不能急于求成、强硬为之。因此，教师不妨采取“缓兵之计”：用电脑替代手机。

    相较于手机，电脑更偏向“生产”而非“消费”，更适合支持沉浸式学习，而非碎片化刷屏消遣。教师可引导学生借助电脑开展多样化、有意义的活动：学习编程、设计技能，或是像广州9岁“小孩哥”那样坚持创作小说，最终两年内出版两本书；也可通过观看纪录片、慕课课程，完成研究性学习任务；即便进行娱乐活动，也可选择策略类、创造类游戏，如搭建虚拟城市、设计铁路线路、参与解谜探险等。

    电脑更像是一个助力成长的“工作台”，而非让人沉迷的“口袋陷阱”。用电脑作为手机的替代工具，既能适度满足学生对电子设备的情感依赖，避免因强行禁止引发抵触情绪，又能潜移默化引导学生从被动接受网络内容的“消费者”，转变为主动创造价值的“生产者”，实现良性过渡。

    用“好玩的事”填满课余。如果我们只是把学生的手机换成电脑，却没有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替代选项，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因此，真正有效的做法是用丰富多元的文体艺术活动填满学生的生活。

    许多家长听到“丰富活动”，第一反应是为孩子报班：奥数、英语、钢琴……这类充满功利性的安排并非在“填补空白”，反而是在为孩子的成长“挖新坑”。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带有压力的“任务”，而是能带来愉悦体验的乐趣。比如，周末亲子同行，去爬山、骑行、踢球，在运动中出汗，在自然里吹风；鼓励孩子参与戏剧工坊、漫画社团、乐队排练等，在兴趣社群中探索乐趣；即便在家，也可一起做饭、种植植物、搭建模型，在协作中感受生活的滋味。

    如果孩子不愿参与这类活动，家长也不要急着下结论“这孩子没救了”，有时孩子抗拒的往往不是活动本身，而是“被安排”的感觉。所以，家长可尝试：赋予孩子选择权——避免用“去不去爬山”这类是非题提问，可以换成“这个周末想去骑行还是玩飞盘”，通过二选一、三选一的选择题，让孩子掌握主动权；邀请同伴参与——对孩子而言，家长的吸引力或许有限，但同龄好友的陪伴往往能让他们充满动力；从短时活动起步——不急于规划“爬一天山”这类长时间活动，可先尝试“去公园搭两小时帐篷就返程”，降低孩子的参与门槛；让孩子担任“策划人”——对于有主见的孩子，不妨将活动的规划权交给他们，告知“这个周末的安排由你决定，想去哪、做什么都听你的”。

    “真正的教育是唤醒，而不是塑造。”唤醒孩子的兴趣与天赋，让他们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而非对着电子屏幕消磨时光。这既是家庭养育的重要课题，也是学校教育的责任所在，需要双方合力而为。

    激活自我效能感。1492年，哥伦布率领三艘航船驶向未知的大西洋。哥伦布之所以能成功，不是因为他提前知晓答案，而是始终相信“可能性”。

    这种“相信”，在心理学上叫作自我效能感。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 

    那么，怎样才能让学生相信“我能行”？一是设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让学生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积累成就感（如每天坚持写300字短文、跑500米路程）；二是寻找贴合其生活的榜样，让学生看到“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做到”；三是给予充足的试错空间，让学生明白“失败是成长的常态”。

    回归教育初心，我们不是为了培养“听话的做题家”，而是要塑造多才多艺、有趣有梦、自我效能感爆棚的独立个体。身处信息时代，无处不在的Wi-Fi为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也让人们陷入算法的“缠绕与裹挟”。有人说，这一代孩子患上“空心病”——其实他们不是没有心，只是心被塞进手机、困在网络里，未能在真实世界中得以释放。

    新学期伊始，教师与家长不妨从“电脑替代手机”的过渡方式切入，做好孩子成长路上的“陪护者”，与他们一同放开眼界、大胆探索，在真实的体验中唤醒孩子内心的力量，让他们逐渐体会到：充满烟火气与探索性的真实世界，远比虚拟网络世界更具吸引力。

    （作者单位分别系江苏省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江苏省淮安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