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五，行李箱早早堆在教学楼前；晚自习还没下课，书包已收拾妥当，只等铃声。学生匆忙的身影与其说是迎接周末和放学的喜悦，不如说是一种无声的逃离。他们为什么急着离开学校？不是讨厌学习，而是太累了。教育部倡导设立“无作业日”，初衷就是给学生减压。然而政策要从纸面走向现实，成为学生切实可感的成长福利，仍然需要破解一系列现实难题。

    政策落地或面临执行偏差。有的学校可能名义上无作业，实则换成自主学习建议单、实践打卡，任务换个马甲，而负担并未减轻。与此同时，家长为了缓解孩子时间管理的焦虑，可能将孩子推向校外培训班，导致校内减负、校外加码。当“无作业日”成为“换地刷题日”，政策的初衷也被悄然消解。

    究其原因，首先是单一评价体系下的升学压力未变。在每分必争的现实面前，任何减负尝试都可能被视为对竞争力的削弱。南京市此前推行减负政策时，部分家长“来啊，一起做学渣”的调侃，正是这种焦虑的生动写照。此前有媒体报道，部分家长从“双减”之初“开心飞起”到后期因成绩波动而重启“鸡娃”模式，这些事例都证明，分数的指挥棒依然坚挺。

    其次，教师身处双重夹击之中。当其他班级仍在题海“遨游”时，率先减负的教师既要面对家长“管理放松”的质疑，又要在评优评先中承担风险，一些教师便不敢冒险。

    再次，配套支持缺失让“留白”变“空白”。“无作业日”来了，学生去哪里、做什么？双职工家庭的孩子除了奔赴培训班，还有其他选择吗？重重困境相互交织，使得“无作业日”在执行中步履维艰。

    破解困境要明确“不做什么”，同时回答好“做什么”。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系统探索。今年秋季学期，合肥市试点小学一天不布置作业，初中一天不安排书面作业，还专门统筹各科任务，引导孩子做家务、亲子互动、参加社区活动。这不是简单的不做，而是重新定义学习。

    此外，还要构建超越校园围墙的全社会支持体系，做好减法的同时更要做好系统赋能的加法。否则，“无作业日”非但不是孩子的福利，反而可能成为双职工家庭的新难题。政策的落地不能只给学校下指令，更需要社会层面的积极响应——企业能否探索推行育儿友好举措，在“无作业日”当天允许员工为接送孩子申请一小时弹性工作制？社区能否整合资源，将“四点半课堂”升级为在“无作业日”向学生开放的公益托管点或兴趣社团？如四川天府新区财政买单，实现课后服务“5+2”全覆盖，通过建立体育教师共享中心，将体艺科技社团引入校园，并开放少年宫、图书馆等场所，构建起政府、学校、社区、企业协同育人机制，实现了学生参与率、家长满意度双高。这表明，公共服务有力支撑才能让“无作业日”从家校的博弈点转为协同育人的连接点。

    改革之路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我们或许一时难以完全摒弃对分数的焦虑，也无法立刻改变所有的社会规则，但“无作业日”的价值不在于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更像一个每周都会响起的闹钟，提醒我们：不写作业的这一天，我们能和孩子一起做点什么。或许是让孩子合上练习册，共读一本闲书；或许是放下手机，围坐一起吃顿安心的晚餐；又或许，是一段不被打扰、什么也不做的时光。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中学北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