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一的午后,阳光斜照进教室,我正准备讲解古文。突然,第三排角落里闪过一道刺眼的光——是手机屏幕。我心里“咯噔”一下,装作若无其事地踱步过去,却在课桌抽屉里看到了最不愿看到的一幕——班长小雅正飞快地关掉视频界面。 放学后的办公室里,小雅站在我面前,手指绞着衣角:“老师,我知道错了……可是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我就想午休时看5分钟放松一下,就5分钟……”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其实咱们班好多同学都偷偷带手机,大家只是藏得比较好。”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那套“早上交手机、放学领回去”的管理办法,根本就是自欺欺人。学生上交的是手机,却从没上交对手机的渴望。我们之间,不知不觉变成了一场“猫鼠游戏”。 第二天的班会课,我在黑板上写下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手机?手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烦恼?怎样才能既用好手机,又不被手机控制? 教室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接着像炸开了锅。“我妈下班晚,需要手机联系”“查单词、看新闻总可以吧”“上次月考退步,我爸说都是手机害的”“虽然每次说好只玩10分钟,但一抬眼一小时过去了”……听着学生的真心话,我顺势引导:“既然大家都明白利弊,那咱们一起来制定个使用公约?不是老师要求你们,而是你们对自己的承诺。” 经过三天热烈讨论,我们共同制定了这份充满智慧的公约。一是时空管理:设立“手机驿站”,用多层收纳盒收纳手机,鼓励但不强制上交;划分“绿色时段”,规定午休12:30—1:00可使用手机;划定“红色区域”,教学楼内除办公室外一律禁用手机。二是自律机制:组建“三人行”互助小组,自由组合,互相提醒,一人违规全组共同承担“特别任务”,如为班级图书角整理图书、设计一期黑板报等;推行“时间银行”制度,每天累计使用时间控制在40分钟内,结余时间可兑换“周末奖励”。三是替代活动:开设午间“快乐半小时”,周一棋类大赛、周二好书分享、周三微电影赏析、周四手工DIY、周五户外运动;开展“我的兴趣我做主”活动,每月投票选出最受欢迎的线下活动。四是奖惩措施:违规者不请家长不罚写,而是为全班表演一个节目或分享一个励志故事;连续一周遵守公约的小组,可获得“自由座位日”特权。 这份公约最妙的地方,在于它是学生自己提出来的。就连最爱玩手机的学生小浩都说:“自己定的规矩,咬着牙也要遵守!” 公约实施后,班里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最让我感动的是“手机驿站”的设计。学生自发装饰了收纳盒,还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休息站”。课代表小晨提议:“老师,我们把手机驿站放在图书角旁边吧,这样想拿手机的时候,说不定就先拿起书了。” 一个月后的班会上,我们做了一次“期中总结”。学习委员汇报:“咱们班月考平均分提高了6分!”文艺委员开心地说:“咱们班的剪纸作品在学校艺术节上获奖了!”小雅在周记里写道:“现在终于不用提心吊胆地玩手机了,该玩时尽情玩,该学时专心学。” 回顾这段经历,我深刻领悟到:最好的管理是自我管理,当我们将学生视作有责任、能担当的独立个体,往往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像曾经因玩手机与父母激烈争执的小浩,如今已然成为班级公约最积极的践行者和维护者;而信任正是教育的起点,教师对学生的信任是点燃学生自我认同的火种,当我们以“共同约定”取代冰冷的“强制要求”,教育便会悄然发生奇妙的正向转变;活动是最好的育人载体,与其一味禁止学生沉迷虚拟世界,不如设计丰富有趣的活动去占领他们的课余时间与精神世界,当现实生活足够精彩充实,虚拟空间的吸引力自然会随之减弱。 如今,我们班的“手机驿站”依然安静地立在图书角旁。不同的是,它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收纳箱,而成了我们班民主自治的象征。每当有外班教师好奇地问:“你们班手机怎么管得这么好?”我总是笑着说:“不是我管得好,是学生自己管得好。” 夜深人静时,我常常想起小雅那双含泪的眼睛。感谢那次“事故”,让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完成了一次从“他律”到“自律”的美丽蜕变。这大概就是做班主任最幸福的时刻——不是学生怕你,而是学生愿意和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长汀县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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