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是手段，“戒”才是目的           |    廖树林

    读了贵报近期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马雷军的专访，作为农村教师的我掩卷沉思，感触良多。

    我曾以为，惩戒就是“惩罚”，学生不听话就应该进行惩罚，让他们害怕。马老师说，“惩”是手段，“戒”才是目的。如果只有“惩”而没有“戒”，那就不叫教育。

    以前遇到违纪的学生，我总是放纵情绪，立刻惩罚，现在我学会了用“法律思维”审视自己的行为。比如面对学生迟到，我会先判断他是不是“故意”的，如果存在特殊原因，惩戒无疑是不合理的。如果确需惩戒，地点必须在教室内（保障受教育权），时间也不能超过一节课（保障身心健康）。

    学生情况各不相同，马老师的“适当性原则”让我深受启发。惩戒必须考虑学生性别、年龄、身心特征等。我曾见过有教师让学生罚站时“蹲马步”，这在法律上其实已经涉嫌“变相体罚”了。因为这个动作会令学生感到不适，而规则中的“站立”应该是正常的站立姿势。

    惩戒的结束才是教育的开始。孩子违纪的背后往往存在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教师要做“修复性教育”。比如，有学生因为打架被罚了，我会在事后找他谈心，“你觉得刚才老师那样处理，你服气吗？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认为除了动手，更好的办法是什么？”

    没有爱的惩戒是冷酷的，没有惩戒的爱是软弱的。我们要做的，是在“法”的框架下，用“爱”去融化学生心中的坚冰。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隆回县司门前镇中学）

    三思而后“写”           |    张善兵

    从教多年来，我坚持记录教学点滴，也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但在看似“勤于笔耕”的背后，我时常焦虑于难以写出真正打动人心、具有思想的文章。最近，我聆听了贵报主编黄浩的直播，他将教师写作的核心凝练为三种思维，重塑了我对这项活动本质的认知。

    问题化思维为我的文字注入灵魂。过去我常陷入“经验堆砌”的误区，试图把一节课的所有细节都呈现出来，结果文章往往冗长且缺乏焦点。黄浩主编一针见血地指出“好文章自带一种‘渴望被解答’的气质”，我豁然开朗：教育写作不是复述做了什么，而是探索“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还能怎么做”。如今，我在动笔前总会自问：究竟要回应哪一个真实、具体的问题？当写作从“陈述观点”转向“提出问题”后，文字便拥有了灵魂。

    结构化思维为我的表达搭建骨架。面对纷繁的教学素材和跳跃的思考，我常不知从何落笔。黄浩主编提出的线性式、演绎式、并联式等写作模型为我提供了可操作的“脚手架”。现在，我会先根据叙述主题构思文章的整体框架，再填充血肉。这不仅让写作过程有序高效，也让读者更容易跟随我的思路抵达思想的核心。

    故事化思维使我从“作者”成为“导演”。黄浩主编说：“要让读者成为观众。”教育叙事应是有温度、有节奏和有张力的“教育戏剧”。于是，我不再满足于“设计了一堂课”，而是思考如何设置悬念、制造冲突、呈现高潮、引发共鸣。当我以导演的眼光去编排这些日常片段后，那些看似平凡的课堂瞬间竟能焕发出直抵人心的力量。

    学习完直播后，我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简明的“三思写作自查清单”：一思问题是否聚焦且真实；二思结构是否清晰；三思故事是否有感染力与记忆点。三思而后写，如此方有好文章。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一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