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植树节。春回大地，北京千年“蓟门烟树”又复新绿。西侧的中国政法大学门口行人匆匆，一个96岁老人的到来让这所老牌名校的学人振奋。

    8时55分，比约定时间早了5分钟，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出现在一间普通教室门口，顷刻间掌声雷鸣。

    “向大家拜个晚年！”张晋藩微笑着说，不疾不徐，吐字清晰。这位深耕教坛70余年的“人民教育家”在助手搀扶下落座。自嘲上不了多久课，视力也愈发模糊，老人靠着放大镜和助手讲授“中国法律史学的百年回顾与未来展望”。

    “先生是这门课的活化石。”教室里坐满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等专业的博士生，博士生高铭江说，张晋藩的一生就是新中国法律史学科的“一生”。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开设中国法制史课程，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在了彼时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张晋藩身上。既不是专业教师，也没有教材，张晋藩只能边编教材边讲课。这样的工作持续了7年，他遍访学界前辈，从国家法制机关查阅资料，终于在1961年编成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打破了此前套用苏联教科书的模式。

    与学科同行，他招收培养了我国第一届法律史专业博士生，编写出10卷本、500多万字的《中国法制通史》，填补了专业的大量空白。

    追溯历史，张晋藩对学生说，民国时的法学家丁元普曾赴日留学，专攻法律，有人问他，中国历史悠久，法制传统源远流长，为什么要到日本学法？丁元普由此奋发图强，第一个提出“复兴中华法系之精神”的口号。

    谈到自己曾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有人质疑中国不存在独立的民法，“跟那些落后野蛮的国家一样”。张晋藩据理力争，找出文献中的证据，发表了新中国关于古代民法的第一篇论文。此后，张晋藩有多部专著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可以被世界承认。”他对学生提出期望：“过去我们总读别人的书，现在我们也要让别人读我们的书。”

    人生之路，道阻且长。回顾一生，张晋藩觉得自己还做了一些事情。

    20世纪80年代，他应邀到中南海授课，大胆地以唐太宗时期为官清直的戴胄为例，论证依法治国的必要性；曾带“论文博士”，一些高级干部也想来读，他想了个办法，“可以来读，但是要交英文的作业。”这样就挡住了很多人的“后门”……

    时下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引起了张晋藩的注意，“AI可以作为辅助手段，但人的思考和逻辑构建的过程是没办法替代的。”他对学生强调。

    一个小时的课悄然流过，但为了这节课，张晋藩从寒假就着手选题、备课。即使查阅史料时用的放大镜已经从6倍升级到12倍，但每一处细节他都要字斟句酌，常因思虑过深而夜不能寐。

    张晋藩告诉记者，通过这节课，他“希望大家不忘来时路，将法律史学科创建时期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下去”。

    上课，如今对张晋藩来说依然不是稀奇的事。他每学期都会给学生上公开课、专业课，去年还招了两个博士生，其中包括“00后”的温家林，指导频率甚至比一些年轻导师还多。

    “跟张先生交流时，我常有一些‘大概’‘可能’‘差不多’的口头语。”温家林说，每逢这时，先生总会打断他，强调学术工作的严谨和准确，“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切勿马虎”。

    指导学生之外，张晋藩每天仍要工作5个小时。2024年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后，他决定编撰《中国古代教育法制史》。受制于视力，很多内容他只能口述，由学生记录，然后学生再读，他再提出修改意见……如此反复，张晋藩也乐在其中，鲜少双休。

    “有的工作，不一定马上能看到价值，但不能不去做。”张晋藩在这堂课上对学生说。《中国法制通史》他用了19年编纂完成，《中华大典·法律典》则耗时23年。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我们能够构建规模庞大的法律史料数据库，这点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对于能够“大大提升效率”的人工智能，张晋藩在表示肯定的同时，提出仍需要“真功夫、笨功夫”，对学术始终保有敬畏之心。

    蓟门烟树，垂柳依依。老人正种下一株株新苗，身后已然春色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