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有20多年教龄的语文老师,我对《孔乙己》早已烂熟于心。备课时,我习惯性设计了“分析人物形象—探究社会环境—理解主题思想”的教学闭环。在我的预设中,九年级学生捕捉小说中那种“凉薄”的世态理应水到渠成。 然而,第一课时的结尾,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让这堂课走向了“崩塌”的边缘。当时,我正请学生朗读孔乙己“被打折了腿”后,最后一次来到咸亨酒店的段落。朗读的学生是班上的“开心果”小杰,他声情并茂,甚至故意模仿那种断断续续的嗓音:“跌……断……跌,跌……” 原本凄惨的场景因为他略带滑稽的模仿,引得全班哄堂大笑:“哈哈,太像了”“孔乙己真是个活宝”!我握着粉笔的手微微发抖。鲁迅笔下那个“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的咸亨酒店在教室里毫无违和感地“复活”了。 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学生读懂了字面意思,却读丢了悲悯之心。如果第二课时继续按部就班地“批判封建科举”,学生只会记下一堆考点,这堂课就彻底“死”了。 面对学生对悲剧人物的“看客式”嘲笑,我该如何引导他们穿透表象触达小说残酷的内核?这是我要直面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 第二课时伊始,我抛开教案,直面那阵“笑声”:“同学们,昨天大家笑得很开心。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笑?”学生的回答理直气壮:“因为滑稽啊,偷东西被打,还死要面子。”“鲁迅自己都写了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我们笑,说明读懂了鲁迅的幽默。” 我试图引导:“可这是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啊,你们真的觉得好笑吗?” “那是他自找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感到一阵无力。学生用现代网络的“吃瓜心态”构建了坚硬的屏障。说教无用,必须让他们“痛”。我决定抓住文中“笑”与“痛”的反差,层层剥笋。我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手”字,然后说:“暂且放下他该不该笑,请大家找出文中描写孔乙己手的句子。” 教室安静下来。学生很快找出了“排出九文大钱”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等句子。 “最后一次出场呢?”我追问。 学生读道:“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 “注意动词,从‘排’变成了‘摸’。再看下一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同学们,请伸出双手,看看掌心。想象一下,如果双腿断了,你要从城外一步步走来,这双手在泥地、石子路上支撑身体全部重量,会变成什么样?”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道:“手掌肯定磨烂了,全是血”“指甲可能翻过来了,混着泥沙,钻心地疼”。 “在剧痛下,他‘摸’出四文大钱。这四文钱对他意味着什么?” “是他的命。”有学生低声说。 “一个用满是血泥的手支撑残躯,拿出性命攸关的四文钱的人,来酒店是为了什么?” “温一碗酒。” “为了这碗酒,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而当他递钱时,周围人在做什么?” “在笑。”全班齐声回答,声音低沉。 刚才那种调侃的氛围消失了。通过对“手”的生理性还原,学生终于共情了孔乙己的痛苦。见时机成熟,我抛出第二个问题:“孔乙己在用生命喝这碗酒,周围人在笑。让我们做个‘笑声成分分析’。” 学生分析出短衣帮的笑是麻木,掌柜的笑是势利。最难突破的是文中的“我”,也就是那个小伙计。 “‘我’也附和着笑了。为什么连最纯真的孩子也笑了?” “因为环境吧,大家都笑,他不笑显得不合群。” “这才是最可怕的。当冷漠成为集体无意识,连孩子也会被同化。”我停顿许久,目光扫视全班,“同学们,回到昨天。当全班哄堂大笑时,那一刻,我们是谁?” 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那一刻,我们是不是变成了咸亨酒店里的短衣帮?是不是变成了那个附和着笑的小伙计?” 我一鼓作气地分析道:“鲁迅写《孔乙己》不是为了让我们笑,而是为了让我们痛。那个快活的空气,其实是窒息孔乙己的毒气。我们昨天的笑声其实也是在制造这种毒气。” 班长站了起来:“老师,我觉得鲁迅这篇小说是写给我们看的,更深层的悲剧是,看的人不仅不觉得悲伤,反而觉得好笑。” 同学们安静了,他们都在思考着。我知道,他们以后会记住孔乙己的。 在这次“教学事故”中,启发学生的同时我也学到了许多。在“玩梗”文化下成长的学生,习惯了消解崇高与苦难,孔乙己的“断腿”被异化为滑稽符号,他们无法感受那个时代的“痛”。这个时候,如果仅停留在“批判封建制度”的概念教学,用大道理试图去说服学生,很可能适得其反。本课的转折在于从“社会学分析”转向“身体叙事”。学生可以嘲笑一个抽象符号,但无法嘲笑一双“满是泥水、指甲翻裂”的手。通过痛感体验,我们成功绕过防御机制,让孔乙己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 在娱乐至死的时代,学生太容易“笑”了。正因如此,语文课才更需要守住痛感,引导学生共情。当他们感同身受时,孔乙己才能真正走进心里,让他们深思。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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