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8日上午10时，广州市11个区同时启动“一键分班”。作为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我坐在电脑前，看着屏幕上一个个名字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班级。这一天，全市义务教育公办、民办学校起始年级新生全面实行均衡编班，学生随机编班、教师团队随机配置。

    那一刻，我的脑子里反复盘旋着一个问题：没有重点班了，语文课该怎么上？

    过去10年，我习惯了“按层施教”，重点班讲深一点、讲快一点，普通班讲基础、降难度。坦白地说，这种模式让我省心：重点班的学生一点就透，课堂推进顺畅；普通班的学生反正“就那么回事”，把该背的背下来就行。但这种“省心”遮蔽了一个事实，我一直在用班级的标签替代对每一个学生的观察。

    新学期，打开统编语文八年级上册教材，新增的两篇课文赫然在目：《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和《天上有颗“南仁东星”》。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说，这两篇课文体现了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传递了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新期待。我反复读着南仁东的故事——他为了“中国天眼”耗尽22年光阴，从壮年走到暮年。这篇课文和《邓稼先》编入同一册教材，形成了一种跨越时代的精神对话。

    我突然意识到：教材已经变了，它不再只是一篇篇孤立的文章，而是一条精神脉络。而我的学生也不再是被标签定义的“重点班学生”或“普通班学生”，他们是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充满可能性的人。

    广州市教育局在解读“阳光分班”政策时说了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真正的因材施教不是在起点上按成绩分班，而是在多元的班级生态中，通过教学方式创新，让每个学生拥有同等的发展机会。”这句话让我开始反思：过去我的“因材施教”，不过是把学生按照成绩分好类，然后给不同学生“投喂”不同难度的内容。这哪里是因材施教？这分明是放弃对每一个学生的观察、理解和成全。

    “阳光分班”打破了我赖以生存的“分层舒适区”，教材新增的科技主题课文又向我提出了新的教学命题。经过一个暑假的思考和备课，我在语文课堂作出三方面具体改变。

    改变一：把“预设答案”变成“倾听每一个声音”。过去提问，我心里有一个“标准答案”，叫起学生来不过是为了让这个答案“走个过场”。“阳光分班”之后，班级里学生的学习基础差异明显增大。我发现，如果继续用“找正确答案”的方式提问，基础弱的学生永远不敢举手，基础强的学生永远垄断发言权。

    现在我改变了提问方式。比如讲《天上有颗“南仁东星”》时，我不再问“南仁东的精神品质是什么”这种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而是问：“读完这篇课文，哪个细节最打动你？”有人说是南仁东住在工棚里的那段，有人说是“天眼”落成他却看不到了的那一句。每一个答案都是真实、具体的，属于学生自己的阅读感受。我不再评价“对不对”，而是追问“你为什么被这个细节打动”，课堂从“找答案”变成了“分享感受”。

    改变二：把“统一讲授”变成“分层任务”。没有重点班之后，最直观的感受是：一篇文章，有人读一遍就懂了，有人读三遍还云里雾里。以前我会抱怨“学生基础差”，现在我懂得差异不是教学的障碍，而是教学的资源。

    讲《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时，我设计了三个层次的任务：基础层——用思维导图梳理航天员在空间站的工作流程；进阶层——如果你是被派去采访的记者，你会选择报道哪个瞬间，为什么；拓展层——查一查中国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有哪些不同，在班里做一次2分钟的分享。三个任务在课堂上并行，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完成哪一个。结果出乎意料：选择进阶层和拓展层的学生远多于基础层，不是因为基础层太简单，而是因为学生天然地渴望“做更有挑战的事”。

    改变三：把“教课文”变成“教连接”。以前我教一篇课文时，讲完字词讲结构，讲完结构讲主旨，讲完主旨做练习。新学期，我换了一个思路：让课文与学生的人生建立连接。

    讲《青春之光》这篇反映黄文秀事迹的课文时，我不再只讲“黄文秀放弃了什么”，而是让学生写一段话：“如果你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完全自由支配，你会用来做什么？你的选择与黄文秀的选择有什么不同？你从她的选择中读到了什么？”一个平时很少发言的女生在日札本里写道：“我会用来旅行。但读完这篇文章我忽然觉得，旅行是去看世界，而她是去改变世界。两种选择没有高下，但她的选择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语文课的终极目的不是让学生记住一篇课文，而是让一篇课文在学生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阳光分班”拆掉的是重点班的围墙，新增的课文打开的是望向时代和未来的窗户。而教师能做的就是在围墙倒下之后、在窗户打开之时，蹲下身来看见每一个学生，听见每一个学生真实的声音，把语文课上出语文味。

    （作者单位系广东番禺中学附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