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数据不对!” 第三组的一个男生小然举着记录单,声音不大,教室里的讨论声却一下子没了。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望过去,又齐刷刷地转过来看着我。我走过去一看,他们组测的是电磁铁磁力,60匝线圈吸起的大头针居然比40匝的还少。记录单上歪歪扭扭写着两行字:60匝:7枚;40匝:9枚。这与“匝数越多、磁力越大”的预期对不上,数据“打架”了。小然抿着嘴,手指捏着记录单的边角,捏得发白。同桌凑过来看了一眼,小声说:“是不是你们做错了?”后排几个学生伸长了脖子,有人开始翻自己组的记录单。 那一刻,我面临一个选择。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会走过去,看一眼数据,然后说:“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换节电池重新做一次。”学生换电池、重做,数据“正常”了,实验继续。课堂很顺,进度不落。但那些“不对”的数据,就这样被悄悄抹掉了。学生真正记住的是“老师帮我找到了原因”,而不是“我自己该怎么判断数据可不可靠”。 一次,我听到一个学生对同桌说:“反正数据不对,老师会帮我们改的。”那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这一次,我决定等一等。 我对小然说:“你先别急。你们组的数据与别的组不一样,这本身就是一个发现。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小然愣了一下说:“可能……电池没电了?”“怎么证明?”他跑去材料筐,翻出一节电池,换上,重做。线圈通电,大头针一枚一枚被吸起来。他数了两遍,还是7枚。他有点泄气,盯着记录单不说话,手指在“7”这个数字上抠来抠去。同桌的女生托着腮帮子看了一会儿,突然说:“材料筐里的电池都用过好多次了,别的组用的都是刚拆封的新电池。”小然抬头看了看别的组,果然他们手里的电池包装纸还扔在桌上。他跑过去向别的组借了一节刚拆封的新电池,换上,重做。这一次,大头针“啪”地一下吸上来一大串。小然数了数,12枚。他咧开嘴笑了,举着电磁铁冲我喊:“老师!是电池没电了!”那声音里带着一种藏不住的得意。同桌在旁边拍手:“我就说是电池没电了吧!”小然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趁势在他的记录单上写下:“数据不对,不一定是我们做错了,可能是有一个条件没控制好。”请他把这句读给全班听。他站起来,声音比刚才喊“数据不对”时还要响亮。 我在另一个班上《水沸腾了》一课时,6个小组同时给烧杯里的水加热,水终于沸腾了,可温度计的数字却“打架”了——第一组读98℃,第二组读99℃,第三组读97℃,第四组读99℃,第五组读98℃,第六组读98℃,没有一组读到100℃。小馨举着温度计疑惑地问:“老师,水沸腾了,温度怎么不是100℃?是不是我们的温度计坏了?”这次我问:“你们觉得是温度计坏了,还是我们漏了什么?”小馨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说:“我在课外书上看到,气压会影响水沸腾的温度,会不会是今天的气压比较低?我看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旁边一个女生接了一句:“对,我在电视里看到过高山上水不到100℃就开了。”“那怎么证明?”小馨跑去科学角的墙上取下气压计,指针果然比平时低了一些。她又把6个组的温度计放在一起,同时插进同一杯热水里,读数几乎一致,温度计没有坏。她又想起一件事:“老师,刚才读数的时候,小彤的视线是斜着的,我的视线是平着的,会不会与这个有关系?”6个组聚到一起,重新做了一遍。这一次,他们约定:水沸腾后等半分钟,温度计不碰杯壁也不碰杯底,视线与液柱顶端平齐再读,6个组齐刷刷读到98℃,数据对上了。小馨在记录单的“发现”栏写下:“水沸腾是98℃。不是温度计坏了,是今天气压低。” 这两节课后,我发现自己说话的方式变了。以前学生汇报,我问“对不对”;现在我问“你的证据呢”。以前学生说“我觉得”,我急着纠正;现在我说“你先说说,你观察到了什么”。以前数据打架,我直接给答案;现在我说“等一等,先查查”。 变化在悄然发生。 一次《摆的研究》实验后,一个男生举手:“老师,我们和隔壁组的摆绳一样长,可他们15秒摆了18次,我们只有15次。我想重做。”我没有给他答案,只问:“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他跑回去与隔壁组一比较,喊了起来:“我们量的是绳子末端,他们量到锤子中间。”旁边一个学生凑过去:“那我们重新量一次,都量到摆锤中间。”两个学生蹲在桌前,拿尺子重新量了摆绳,重做了一遍。这一次,两组都测到18次。 那一刻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悄悄改变了。 还有一次,下课铃响了,一个女生跑到讲台前:“老师,我觉得我们组的数据也不对,但我还没查出来为什么,下节课能再给我5分钟吗?”我说:“当然可以。”她笑了,蹦蹦跳跳跑出教室,到门口又回头喊了一句:“老师,我下课后再想想!” 后来我在办公室说起这件事,同事笑我“胆子大,敢让学生自己折腾”。我想,科学课如果不折腾,怎么叫探究呢? 科学课上,数据“打架”很常见。以前我怕打乱教学节奏,不得不停下来处理“意外”。现在我欢迎这种“打架”,因为数据“打架”的时候,才是学生真正开始思考的时候。是操作错了,还是条件没控制好?是证据不可靠,还是结论下早了?这些判断,教师替代不了,只能学生自己来。 新学期,我没有进行轰轰烈烈的课堂改革,只是遇到“不对”的数据时,从“帮学生改”变成了“让学生查”。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科学课,学生带走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科学结论,而是“数据不对时,我先查一查”的习惯。 这是科学课最该留给学生的东西。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育英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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