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强教授众多学术著作中，《世说新语通识》（中华书局2023年版）可以说是颇有特色。在后记中，刘强坦言因为不是学术著作，所以写得比较轻松。大概正是这种心境，才让此书脱颖而出，真有魏晋清谈之风。我用几天时间读完全书，中间还穿插重读骆玉明的《世说新语精读》，两书都带给我很大的阅读享受，当然也有不同的审美感受。

    骆玉明是我很喜欢的学者，我一直觉得他就是魏晋中人，他讲的魏晋文学和《世说新语精读》都深得我心。所以，看到刘强的《世说新语通识》后，就感觉在骆玉明之后再写这样的书籍难度很大。但当我细读一遍之后，感觉两人对《世说新语》的解读还是同中有异——刘强不愧研究《世说新语》多年，对文献的熟悉自是一般人难及，他的解读更是不乏新意。

    刘强在后记中说，自己对《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的解读，“可能与前贤和时贤稍有不同”，这也正是此书的优点。比如，他对魏晋玄学的诠释就颇有新意，他认为魏晋玄学不是单纯的老庄之学，“而是儒道互补、礼玄双修的‘辨异玄同’之学”。这个观点贯穿始终，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识见。

    《世说新语通识》具有很强的时代感，更适合年轻人阅读。一是用词很新潮，包括电影用语，经常古今打通让人有穿越之感；二是用新理论重新解读《世说新语》，比如作者提出《世说新语》的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叙事单位，成为独特的“立体志人法”，颇能让人耳目一新。在具体的章节安排上，一些本来很费解的问题，经刘强的手立刻变得非常清晰。比如，他讲魏晋风度，就分为七节：容止之风、服药之风、饮酒之风、任诞之风、雅量之风、隐逸之风、艺术之风。

    作者是儒家信徒，所以他谈《论语》、儒家时难免代入感过强，言谈之间顾盼自雄。我一直奇怪，他怎么把儒家研究与魏晋风度结合在一起？不过，刘强又不同于一般新儒家，他的视野开阔，《世说新语通识》颇有打通古今、兼容中外的特色，许多表述甚至不乏后现代之风。

    可惜的是，当年的魏晋清谈除了一些比较短小的保留在《世说新语》中，长篇大论的辩论基本没有流传下来。比如，谢安与支道林、许询等人的“彦会”——关于《庄子》一书的《渔夫》一篇，支道林“作七百许语”，谢安“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皆无一字留下来。又如，王敦为大将军，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但“谈话弥日”的内容也是一字都没有，只有评价说“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当年的编撰者或参与者，为什么不把这些长篇清谈论辩双方的文字都写存下来，是不是真的是一种东方文化“一说便俗”？

    1927年，鲁迅曾在广州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年46岁。这是一次著名的演讲，以后谈魏晋风度的学者都难以绕过。后来，朱光潜谈陶渊明就被鲁迅严厉批评；宗白华有数篇关于魏晋的论文在坊间影响颇大，但我仍觉得不如鲁迅的老辣到位。骆玉明、刘强讨论《世说新语》的著作中，多次引用鲁迅的观点，可见英雄所见略同。谈论魏晋风度，恐怕只有鲁迅、陈寅恪这样的世家子更容易谈清楚，每个人的出身恐怕还是会限制他们的视野和对某些问题的理解。

    刘强是《世说新语》专家，多年致力于“世说学”，已经出版多部著作，对《世说新语》相关文献、研究史等极为谙熟，因此在此书中专辟一章“世说学”：娓娓道来，看似简易，却非有深厚学养者不能为。

    （作者单位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