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读萧统《陶渊明传》，读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时，在我眼前就会浮现出陶渊明飘然而去的身影，似乎只要他愿意，就可以随时离开拘束他的官场，开始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然而，做隐士真的那么容易吗？

    作家张炜在《陶渊明的遗产》里写道：“隐士不是一般人所要做和所能做的事情，而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需要作出的动作。隐士在中国又被称为高士，是指那些出世的、修养个人内心的人，他们远远不同于社会中的常人，这些人通常在一个时期的文化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影响社会。”

    根据这段提示，不妨来看一看陶渊明那个时代的隐士名单。

    竹林七贤中最大的隐士是嵇康，嵇康的妻子是曹操的孙女长乐公主，算是曹魏宗室的姻亲，因此他对司马氏集团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另一个大名鼎鼎的谢灵运是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刘宋代晋后政治失意，便肆意遨游山水，走上朝隐之路。

    陶渊明与他们相比确实有些不同。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毫不掩饰地写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可见，在归隐之前，陶渊明是孤独和贫苦的，五个孩子也的确是很重的负担。当然，即便如此，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哪怕像陶渊明这样一个不算富有的隐士，也要有基本的条件，比如房子和童仆，还要喝得上酒。

    也就是说，陶渊明基本符合隐士条件，但是他的归隐与当时的名士相比，还是显得微不足道。那么，陶渊明为何下定决心归隐呢？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亲身经历了两次篡逆变乱，见证了东晋的灭亡，在他19岁的时候还见证了淝水之战。在弱肉强食的时代里，如果仅仅因为“性本爱丘山”便毅然归隐，总归让人觉得不太可信。陶渊明定然是在时代面前感到震动、恐惧和害怕了，这种感觉他在《述酒》里表露过，他曲折地鞭挞刘裕：“诸梁董师旅，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时代让陶渊明选择了沉默和逃避，他多次入世和归隐，官场的险恶肮脏让他望而却步，“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不如调转头去，回归自然。

    归去，真的是诗意生活的开始吗？

    在《归去来兮辞》里，陶渊明的文字太具蛊惑力了，他描绘了一幅最浪漫的乡居生活：耕种、收获、酿造、饮酒、读书、闲谈、吟诗、长啸，每一样都让人羡慕，但是真实的田园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翻开陶渊明的诗文，在他隐居三年后，可以看到归隐生活艰辛的一面。

    “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三年之后，童仆不在了，房屋烧掉了，只能坐在船上。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生活变成了肠胃与时间的较量，陶渊明在劳作中忍受着饥饿，忍受着命运的嘲弄。

    继续阅读，又能看到一个脆弱的人。当他急需粮食时，有人及时送来了“粱肉”，那是身为宋朝权贵的刺史檀道济，这真是一个致命的诱惑。还好，陶渊明手里握着锄头，忍受着老妻的抱怨，继续埋头耕种。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这是50岁的陶渊明写下的杂感，他已经归隐了多年，只不过岁月并没有让他变得无欲无求，而是更复杂、更矛盾、更徘徊了，也更让人肃然起敬了。

    即便归去不易，陶渊明始终守着自己的田园，读书、耕作，不曾离去！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新都香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