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界先后兴起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全人教育、古典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儒学教育、读经教育等多种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潮，可谓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祝安顺《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一书对这些思潮进行了系统梳理，其中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值得重视。

    首先，经典教育是人文教育中国化的一种文化自觉。改革开放以来，蒙学热、中医热、读经热、国学热等诸多文化现象的核心诉求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尽管学界对于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但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回归经典是一个普遍共识。学者冯天瑜在《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中指出：“中华元典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人们要想透视中国人的灵魂，需藉助对这几部书提供的符号编码的破译。”

    其次，经典教育也是教育全球化浪潮下的本土化回应。祝安顺指出：“当下世界已经连为一体，全球化正深刻地影响着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发展；反过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也必然对全球化作出正面和反面的反应。”《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正是中国教育学者对全球化的一种自觉回应，提倡经典教育实质上便是本土性和民族性的回归。

    书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点是作者对经典教育本质的追问。引言部分有一个标题叫作“经典蕴藏思维，经典教育训练思维方式”，将经典教育明确厘定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方式塑造。作者解释：“从民族的文化属性来说，民族核心经典蕴藏着民族的思维本源、价值取向和意义世界。中华民族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更是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生命建构。”如此，中华经典中蕴藏的思维本源、价值取向和意义世界就成为塑造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不二法门。

    强调中华经典中蕴含的思维方式虽然并非祝安顺的独创，但《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从教育学的视角对这一立场进行了普遍化的提炼。当作者在书中将经典教育明确厘定为“思维方式的教育”时，实际上已经将上述说法上升到教育本体论的高度。作者进而提出中华经典教育“是通识教育的主要载体，是人文教育的实践途径，是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古典教育的当代有限度的激活，是读经教育的理想状态，是儒学教育扩展后的当代发展”。可见，作者是在当代教育思潮和中西教育理论的视域中，试图为中华经典教育给出一种历史省察和理论阐释。

    读经问题是百余年来中国教育的一个遗留问题。作者将问题概括为“从教育理论来说，经典教育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从教育实践来说，经典教育的运行机制到底是什么”。其中，经典教育的定位问题就是要探究经典教育的本质，而经典教育的运行机制问题则是要探索经典教育的课程、教材、教学法的实践。《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第七、第八、第九章分别围绕课程、教学法、教材进行了大量探讨。作者旁征博引，对近三十年来的相关教育文件、教学实例信手拈来、如指诸掌。书后附录的图表中还保存了诸如晚清《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课程表、新加坡《儒家伦理》教材实践案例、广东省广州市五山小学的古诗词课题教学模式等，这对于热心经典教育的教师和家长而言，无疑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和实用价值。

    《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是祝安顺多年来强探力索与实地考察的学术结晶，不但深入阐明了经典教育的本质，而且具体指引了经典教育的开展办法，实为解决中华经典教育相关问题的一部经典阐述。

    （作者单位系华侨大学孟子文化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