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教证”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实行的一项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实行这一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苏区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教师队伍短缺、教师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尽可能地保障教师质量，实现普及教育的目标。

    20世纪30年代，由于战争和贫困等原因，中国教育资源极为匮乏，“每百人中不识字的有八十到九十人之多”“极大部分的工人农民都是文盲”，这种情况在苏区尤为突出，不仅影响了人民的基本生活质量，也成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阻碍。党的领导人和各级政府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决定将文化建设的重点转向普及教育。

    为此，苏区政府在各地大力发展列宁小学。以鄂豫皖苏区的河南新县为例，土地革命初期，新县苏区小学不到10所，学生不足300人，加上县内私塾、散馆也不过30余班，就读人数600左右。然而至1931年，新县全县小学就猛增到140多所，有170多个班，学生更是多达6500余人。随着列宁小学数量的增加，教师的需求急剧增长。列宁小学中的教师不仅需要教授基础知识，更要教授革命理念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由旧知识分子组成的教师群体难以担此重任。面对师资紧缺和质量参差不齐的现实，苏区政府采取措施确保教师队伍的质量，“准教证”制度应运而生。

    “准教证”在许多革命根据地都实施过，在各地的方案中，教师基本上是通过相关部门核准、参与专业培训和通过结业考核等方式来获得证书，这些方式通过系统的结构确保教师具备必要的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

    第一，教师必须经过苏区政府或其文化教育相关部门的审核和批准。如1929年鄂东北特委会议通过的《苏维埃问题决议案》提出了苏维埃的《临时政纲》，其中明确规定“各校教员须经区苏维埃文化委员会核准，并发给证书方为合格”。1930年3月25日，闽西在龙岩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和《文化问题决议案》等重要决议案，规定了各地教员要经过区政府审查批准。这一规定确保了教师的政治身份和基本的政治立场符合苏维埃政府的要求，从源头上保证教师队伍的政治可靠性。

    第二，教师需要参与各地开设的教师培训班和师范学校。如1930年闽西龙岩县苏维埃政府在暑期开设的教员训练班，以及同年创办的列宁暑期师范学校等。这些培训机构通过为期几周到几个月的系统培训，负责对教师进行集中的政治理论教育和教学方法训练，如1930年7月创办的湘鄂西苏区沔阳师范讲习所先后开办两期，每期学习时间3个月，学员约110人，大都是在职教师。开设的课程有国语、数学、共产主义、苏维埃政策概论、教育理论与政策。其中，苏维埃政策概论是由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主讲，教育理论与政策由县文教委员会委员长主讲。从课程的设置和人员的安排上全方位保障教师培训的效果。

    第三，教师需要在培训结束后通过多种形式的结业考核。考核通常包括笔试和实践教学等环节，以全面评估教师政治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如湘鄂西苏区沔阳师范讲习所举行的毕业考试，只有考试及格者才由文教委员会颁发“准教证”。而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在龙岩创办列宁暑期师范学校，学生入校就需要一定程度的文化基础，通过考试、录取、训练4个星期，训练完毕即发给证书。且严格规定：“从下学期起，无证书者不得充当教师。”考核和发放是“准教证”制度的关键，不仅体现了对教师专业水平的重视，也明确了教师是否具备从事教育工作的资格界限。

    通过对各地苏维埃政府“准教证”相关规定的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从考核内容来看，体现了对政治与专业素质的双重审查，教师不仅要经过政府部门的审查批准，而且还需要通过专门的培训，确保既有革命精神又具备必要的教学技能。其次，从培训内容看，强调了实践教学和新的教育思想。通过训练才能掌握和实践教学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学习共产主义基本理论、苏维埃政策概论以及教育理论与政策，才能成为符合苏维埃教育要求的新型教师，在教学中传播革命理念。最后，从实施范围来看，“准教证”的实施在苏区教师任用中形成一定共识。

    从闽西到湘鄂西，“准教证”制度在苏区范围内不约而同地得到了实施，可见其有效性。

    一方面，“准教证”为苏区的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系统的培训和严格的考核有效提高了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对提升苏区教育水平、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兼备的教师队伍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教育和社会的发展。

    另一方面，“准教证”作为教师资格证的前身，对中国教师资格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论对于教师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的双重要求，还是通过教师队伍的素质提升来保障教育质量的目标，“准教证”都与现代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有着相同的旨归，二者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体现了中国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持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也体现了我国对教育质量和教师专业化建设持续不断的追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