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走到故乡的竹林，照例给长眠在竹林里的外公烧纸送钱。竹林幽深，发出飒飒的声响。土堆里寂寞的人，我没有见过；年年看见的，只有青苔遍布的石头。石头与石头之间堆砌得并不严丝合缝，好些豁了口，黑魆魆像幽深的眼，打量着我们。坟头上还有旧日的坟签，褪去了鲜艳的色彩；坟前有未燃尽的半支蜡，泛着陈旧的红。

    出竹林时，表妹突然说：“这里原来有棵桐子树，我们常常荡秋千玩。”我愕然，仔细凝视脚下光秃秃的土地，想从那里寻到一截树根或一个深坑，证明那树曾经存在过——然而什么都没有。

    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没有这样一棵给过我欢娱的树木。我记得竹林中的笋子虫，在手中扇动着翅膀。记得竹林旁集体的甘蔗林，外婆偷砍了一些，给我们几个小孩子分着吃，吃完我们把残渣扔进火塘里“焚尸灭迹”。最得外婆宠爱的表妹吃得最多，以至于嘴角过敏，年年甘蔗成熟时脸上都一团红，现在我们见面还打趣“脸痒不痒”。

    老屋还在，残破的屋瓦上覆了蓝色的彩钢，艳俗得像刘姥姥插了满头花。屋外的水井还在，我探头望，清冽的水照出我迟疑的面容。我还记得水井旁不远的那棵李子树，树皮上会渗出黄亮黏稠的油脂。李子树早已不在，可我能准确地寻到它曾经站立的位置。再远处的沟渠，插秧时水波荡漾，我们会站在沟渠里洗衣服。我甚至记得沟渠前的一方水塘，荷叶亭亭如盖，挖藕时要放干水，村人还会来此捕鱼捉鳝。水未尽时，有两人用戽斗戽水，戽斗在空中飞跃如一只矫健的鹰。沟渠另一旁是一块大地坝，土坎很高，全村人都在那里晒粮食。沟渠上还有一座斜拱桥，拱桥边长着菖蒲，一丛丛油绿的叶子散发着清香。

    …………

    为什么我单单忘记了这里的桐子树？我在记忆里搜寻着，想寻觅出它的叶、它的花、它的果，还有我们的欢笑。

    然而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迟疑着，不确定地问：“真有棵桐子树？”哥哥和姐姐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肯定地回答：“当然有，你最喜欢在上面荡秋千！”或许那时我太小记不得——我自我安慰；然而表妹比我还小两岁，她却记得清楚，为什么单单是我把它忘记了？

    想起麦田上方那几座青草萋萋的坟。多年以前，爷爷会指着其中一座说：“这是老姑婆。”又一一指着另几座说：“这是老祖祖、老老祖祖、老老姑婆……”几座坟相挨，无碑无名，分不清界限，我只知道依样画葫芦作揖，并不明白爷爷口中的老姑婆、老祖祖是爷爷的老姑婆、老祖祖，还是我的老姑婆、老祖祖。后来，爷爷去世，父亲也分不清坟里埋着哪位先祖；再后来，父亲去世，那几座坟里是谁彻底没人弄得清了。当然，年年清明，我们依然虔诚地烧纸，规规矩矩地作揖。最近听说，那块地要被征用，长眠那处的祖先又该往何处落脚？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就无法给他们安家。

    臧克家说得明白：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那么，那棵桐子树，在我心间莫非已经死亡？我不禁汗涔涔、意冷冷了。杞人忧天地想：许多年以后，会有哪抔黄土掩埋我的过往？抑或我连一抔黄土也没有，只有一个黑乎乎的匣子？再过多少年，我就如轻烟消散了，如薄雾消融了，我走得干干净净，就如这棵桐子树。

    远远见到一片白花，像一串风铃。母亲望了一眼，有些伤感地说：“这是桐子树开花了，如今大概没有谁拣桐子了。”她伸手在路边的构树上扯下一枝，撕开外皮说：“这构儿皮可以做绳子，韧得很。”又望了一眼桐子树：“桐子壳，好烧得很。”

    母亲年过八旬，清楚地记得许多事。比如，为凑学费，她如何从木楼上把坛子推下来摔碎，然后把碎片拿去东柳的陶瓷厂换钱；假期里如何一大背、一大背地割牛草，只为一斤卖一分钱；如何带幼弟去挑煤、挑夹担子；如何在昏黄的油灯下搓麻绳、绩麻纱，外婆不停地催促进度……母亲讲话有条不紊，平静而安详。

    我说母亲记性真好。母亲说：“老了，还是忘了许多事，不如你年轻。年轻好，路还长，要稳稳当当地走路，问心无愧地走路。”

    突然，似乎有几颗青色的桐子从脑海里跳出来，发出清晰的脆响。那是哥哥把桐子扔在我头上的声音。哥哥为此挨了打——桐子原是拿来卖钱的，一棵桐子树就是一家人的希望。我似乎又听到“噼里啪啦”的响声，那是我们往火塘里扔桐子壳，桐子壳发出的“欢歌笑语”。

    原来，在无涯的时光里，总会有些记忆沦为烟尘，一些新鲜、艳丽的景致占据着我们的大脑，掩盖住陈旧、荒芜的往事。可不经意间，只要有一丝光亮的照射，被掩埋的往事就会从角落里精神抖擞地起身。

    “稳稳当当地走路，问心无愧地走路。”我在心里重复着母亲的话。那棵桐子树或许并不奢求我的记挂，因为它走得稳稳当当，走得问心无愧。作为树，它完成了它的使命。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大竹县竹北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