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贼臣、凶徒、恶少等人物，杜甫固然“嫉恶怀刚肠”，经常给予无情的嘲讽和鞭挞；而对于自然界的一些“恶物”，杜甫也认为应该除掉。

    诗人精神抖擞，“独绕虚斋径，常持小斧柯，幽阴成颇杂，恶木剪还多”。砍了“恶木”，还要铲平“害草”，杜甫写道：“其毒甚蜂虿，其多弥道周……芟夷不可阙，疾恶信如雠。”至于“恶竹”，诗人更是深恶痛绝，他的《寄严郑公五首（其四）》写道：“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生理祗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以“恶”形容竹，仍然承袭“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的古典诗法，“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不过要弄清“恶竹”的象征意义，还要从杜甫同时期写的《草堂》一诗中探寻一些与此有关的文字。

    “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今我归草堂，成都适无虞。”开头四句揭出全诗主旨：草堂去留，取决于成都治乱。诗人随即描述成都的混乱现象：“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西卒却倒戈，贼臣互相诛。焉知肘腋祸，自及枭獍徒。”唐代宗宝应元年夏，严武内召；七月，剑南兵马徐知道反，纠集羌夷扩大声势，断绝援师，于是贼徒争长，羌兵不附，自相残害。接着，诗人描写了李忠厚诛灭徐知道后纵兵屠杀奸淫的恐怖场面：“眼前列杻械，背后吹笙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

    再看杜甫寄严武的五首诗中，一再描绘他归来后所见草堂的荒凉景象：“过客径须愁出入，居人不自解东西”“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昔去为忧乱兵入，今来已恐邻人非”……十分明确，杜甫认定这种景象是徐知道叛乱造成的，“恶竹”的象征意义中包含着这场叛乱。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如此混乱的污浊局面，诗人的眼睛并没有仅仅盯住“恶竹”，更没有把全蜀看作尽是“恶竹”丛生的所在。他狠狠地要斩断“万竿恶竹”，同时轻轻用手抚摩着“千尺新松”，这正如吴融《禅月集序》所说：“夫诗之作，善善则颂美之，恶恶则风刺之。”德国诗人歌德也有类似表述：“我们称为罪恶的东西，只是善良的另一面，这一面对于后者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必然是整体的一部分。”

    所谓“新松千尺”，或即《严郑公阶下新松》中的“何当一百丈，欹盖拥高檐”，杜甫草堂的“千尺新松”便是严武阶下的“百丈新松”，可见以“新松”喻严武并非牵强附会。以“新松”“恶竹”对举，意味着惩恶扬善，也包含着揭露徐知道之恶和歌颂严武之善。

    杜甫漂泊成都，两依严武；广德二年六月，又蒙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当然，杜甫对严武如此扬善，并非仅仅因为“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还因为严武镇蜀的文治武功。杜甫也在寄严武诗中反复描述了这一点：“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雪山斥候无兵马，锦里逢迎有主人”“共说总戎云鸟阵，不妨游子芰荷衣”。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恶竹”“新松”的比喻，就能显得更有力度和深度了。

    其实，严武、徐知道只不过是“新松”“恶竹”的部分原型。在“新松”的艺术形象中，除了“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的严武，还有“禁暴靖无双，爽气春淅沥”的王思礼、“爱其谨洁极”的汝阳王、“词高行贞”的李邕、“秘书茂松色”的苏源明、“冠众儒”“气精爽”的郑虔、“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龙匣”的李光弼、“仙鹤下人间”的张九龄、“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的房琯等；而在“恶竹”的艺术形象中，还有“破胆遭前政”的李林甫、“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的杨国忠，以及祸国殃民的安史之乱等，无一不可概括进来。

    可是，即使这样的概括集中，也未必能够充分表达诗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它的典型象征意义或许应该是：“新松”代表一切真善美，“恶竹”代表一切假恶丑，在“对立的方式”中构成一幅永不褪色的鲜明画面，展示着耐人寻味的艺术情趣和惩恶扬善的生活哲理。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万州区电报路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