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教师将支教视为职位晋升的跳板、待遇提高的捷径，过度关注政策倾斜带来的实际利益，甚至将待遇保障作为是否参与支教的唯一标准。这种功利化倾向消解了支教的精神内核，还可能让这项旨在促进教育公平的善举偏离初衷。

    支教异化为利益交换固然有个体价值选择的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策执行中的失衡。部分地区将支教与职称评聘硬性挂钩，却缺乏对支教质量的实质性考核；强调物质激励的吸引力，却忽视对教育情怀的唤醒与呵护。当去乡村支教的核心驱动力从“想为孩子做点事”变成“能为自己谋点利”时，支教自然容易沦为一种形式。曾有乡村教师反映，一些支教者到支教学校后“只打卡不授课”“只备课不交流”，学期结束时拿着盖章的证明返程。这种走过场式支教不仅浪费了教育资源，还可能让乡村孩子对外来的帮助产生失望。

    让支教回归本真，先要用精准的制度设计筑牢底线。当前不少支教政策的问题在于重入口激励、轻过程管理、缺出口评估。部分地区为吸引教师参与，开出支教一年优先评职称的优厚条件，却没有明确支教者的责任清单——是需要完成规定课时，还是要带出一批优秀教师？是要参与课程研发，还是要帮助建立教学管理制度？模糊的考核标准必然导致“搭便车”现象的滋生。因此，必须建立“量化+质性”的双重评价体系，既考核支教者的授课时长、教研成果等硬性指标，也评估其与当地师生的互动质量、对学校发展的实际贡献。让“混经历”的人得不到实惠，让“真干事”的人得到认可，才能遏制功利化倾向。

    让支教回归本真，制度设计要避免“一刀切”的简单思维。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需求千差万别，有的缺英语教师，有的缺音体美专职教师，有的急需教学管理经验。如果仅仅以“是否去了乡村”作为职称加分的依据，而不考虑“去了之后做了什么”，难免出现供需错配。对此，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菜单式支教”经验：由乡村学校列出需求清单，支教者根据自身专长“接单”，教育部门则依据匹配度和完成质量进行考核。这种按需派遣、按质评价的模式，既能让支教资源用在刀刃上，也能让真正愿意付出的教师获得认可。

    让支教回归本真，更需要用深刻的价值引领激活初心。支教的本质是一场精神的相遇——城市教师带着先进理念走进乡村，乡村孩子用纯真眼神唤醒教育者的初心，这种双向滋养才是支教最珍贵的价值。但现实中，一些学校和教育部门将支教宣传的重点放在待遇保障上，鲜少讲述支教者与乡村孩子之间的温暖故事，对那些扎根乡村数十年的教师的宣传也不够。当政策的话语体系中“奉献”的分量让位于“回报”，当培训会上“如何利用支教评职称”的讨论盖过“如何教好乡村孩子”的交流，教育情怀的生长自然会失去土壤。

    重塑支教的精神内核，需要搭建更多展现“支教价值”的平台。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纪录片、短视频等形式，真实记录支教者与乡村孩子的成长故事；在教师培训中增设“乡村教育现状”板块，让城市教师直观感受乡村教育的困境；建立“支教者分享会”制度，让那些真正深入乡村、做出实绩的教师获得荣誉与尊重。当到乡村支教被重新定义为有意义的经历而非必须完成的任务，会吸引更多教师因为认同而参与，而非因利益而将就。

    陶行知先生曾说，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支教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去过多少地方，而在于促进了多少改变；不在于获得多少荣誉，而在于温暖了多少心灵。让政策保障托举情怀，让教育初心战胜功利心，才能让每一次支教都成为照亮乡村教育的星光，让这项跨越山海的事业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泽州县大阳学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