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是教育领域最棘手的挑战之一。作为德育校长，我曾带领同事尝试过“围追堵截”，颁布过“最严禁令”，结果收效甚微，甚至引发严重的师生对立和尖锐的家校矛盾。在不断反思与实践中，我深切体会到：手机管理的精髓，绝非简单的“管”——管制、管控，而在于深层次的“理”——理解、梳理、理顺与理好。

    “理”之基础，理解时代与人性的必然。任何有效的教育管理，都必须始于“理解”。我们首先要理解的是学生与手机关系的“必然性”。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手机不是外来的“入侵者”，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数字器官”——是他们认知世界的放大镜、进行社交的联络器、表达自我的麦克风。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将学生隔离于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数字生态。简单地视手机为“洪水猛兽”，本质上是一种教育的“懒政”，是在逃避教育者引导学生适应未来复杂世界的核心责任。

    我们的“理”，首先要建立在共情之上。我们要理解学生对信息的需求、对社交的渴望、对认同的追寻。这里的理解并非意味着无原则的妥协，而是要求我们放下居高临下的姿态，走进学生的世界，看清他们为何沉迷、为何依赖。唯有如此，我们的管理举措才能“对症下药”，而非“隔靴搔痒”。

    “理”之核心，梳理价值与行为的边界。理解了必然性，我们便要开始积极“梳理”。梳理的核心，在于帮助学生厘清价值排序和行为边界，让他们明白“为何而用”比“用什么”更重要。

    梳理工具与玩具的关系。我们通过主题班会、辩论赛等形式，引导学生进行思辨：手机是帮助探索世界的工具，还是消耗时间的玩具？当你用它来查阅资料、学习外语、创作作品时，它是工具；当你无休止地刷着短视频、沉迷于游戏升级时，它便成了玩具。教育的职责是赋能，我们应该培养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坚定的意志，引导他们自觉将手机作为成长的工具。

    梳理虚拟与现实的关系。我们在周末组织“放下手机一整天”家庭体验活动，让学生感受面对面交流的温度、球场挥汗的畅快、深度阅读的沉浸。我们告诉学生，虚拟世界再精彩，也无法替代现实世界中一个坚实的拥抱、一次合作的成功、一分耕耘后的收获，手机里的“朋友圈”不应取代现实中的“朋友圈”。

    “理”之艺术，理顺规则与共识的路径。有了价值层面的梳理，便需要制度层面的“理顺”。这个“理”，是理顺管理路径，建立一套清晰、合理且充满教育温度的规则体系。

    物理上“隔离”，而非情感上“对立”。我们推行“校园零手机”制度，但不是粗暴地搜查和没收，而是采用统一保管的方式。每天清晨，学生入校即自觉将手机放入标有自己学号的袋中，入班前交给班主任，由班主任统一锁进柜子，放学后取回，出校门才能使用。这一仪式化的操作，减少了日常冲突，将管理的对抗性转化为共同遵守流程的协作性。

    需求上“疏导”，而非形式上“堵塞”。我们承认学生有紧急联系家人的需求，因此学校在门卫室、办公室安装了多部公用电话，班主任、任课教师的手机也作为“绿色通道”向学生开放。

    评价上“激励”，而非导向上“惩罚”。我们将手机管理纳入班级量化考评和“自律之星”评选，表彰那些在数字时代能驾驭自我、专注学习的个人和集体。正向的激励远比单一的惩罚更能激发学生的荣誉感和内生动力。

    “理”之境界，理好自治与文化的土壤。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不管理”，即实现学生的自我管理。这才是我们所有工作的终极目标。

    赋能，培育“数字素养”。我们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德育课程体系，不再是空洞说教，而是教学生如何辨别网络信息的真伪、如何管理屏幕使用时间、如何防范网络诈骗与暴力、如何理解算法推荐背后的逻辑。我们设立摄影、编程、视频剪辑等社团，引导学生将手机从“消费终端”转变为“创造工具”。当一个学生能用手机制作出精彩的短片时，他与手机的关系便已悄然改变。

    协同，凝聚家校“共识”。手机管理绝非学校的孤军奋战。我们通过家长会、致家长的一封信、家长学校等渠道，与家长深度沟通，达成“家校公约”。我们建议家长在家中设立“无手机就餐时间”“家庭阅读角”，以身作则，为孩子营造一个专注、宁静的线下环境。只有家校形成合力，管理的边界才能清晰而一致。

    滋养，营造丰盈的“现实校园”。最根本的“理”，在于建设一个比虚拟世界更有吸引力的真实校园。我们大力丰富社团活动、体育竞赛、艺术节、读书会，让学生在现实的集体中找到归属感、成就感与乐趣。当学生的学习生活足够精彩、人际关系足够温暖、自我价值足够彰显时，手机自然会回归其工具的本位。

    回首我们的手机管理之路，从最初的严管阵痛到如今的管理初见成效，我更加坚信：教育，从来都是关于“人”的功课。手机管理表面上管的是器物，本质上理的是习惯、思维、人格。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实验初级中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