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惠芬(1945—2014),江苏宜兴人,二胡演奏家,曾获首届中国金唱片奖、世界万张唱片十佳之最。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民族音乐委员会主任,中国金唱片评审委员会评审。被授予“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女职工”,中国文联“德艺双馨”艺术家等称号。代表作有《江河水》《二泉映月》《光明行》《长城随想》《洪湖主题随想曲》《新婚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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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惠芬1958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963年获全国首届二胡比赛第一名,1970年留校任教。其间以演奏家身份先后被上海交响乐团、中国艺术团、上海民族乐团等邀请担任独奏员,随团参加了大量海内外演出。此后虽未躬耕教坛,但她一直利用各种机会,以“演奏即教学”的特殊经历在海内外履行着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尤其对民乐艺术的普及与提高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国门洞开,舞台上泥沙俱下,民乐阵地极度弱化。闵惠芬曾遭遇过戏剧性的一幕:当她开始演奏时,听众因“听不听民乐”吵了起来。看到这种对峙的场面,闵惠芬将琴往膝盖上一放,严肃地说:“今天你们到这个会场,是来接受民族音乐教育的,不要听的,请出去;要听的,请安静。”这番捍卫民族音乐的宣言赢得热烈掌声。这次经历让她痛心地意识到:“民族音乐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失传了,我们就是民族音乐的罪人。我闵惠芬这个年代怎么能断层呢,我不做谁做?”自此,她开始长达30年的民乐播种工程。
但不幸的是,此节点闵惠芬患上了癌症,艺术盛年的她在1982年至1987年的6年间经历了6次手术15次化疗,然而她以惊人的毅力又重返舞台。她说:“躺了6年,浪费了6年,我要加倍努力工作,再苦再累,天涯海角,马不停蹄地跑,我还是觉得幸福的。”
她要把躺在病床上的时间抢回来。她说:“弘扬民族文化,首先要到年轻的一代中去实干,因为那是‘断层’的一代,最难攻入的一层。”她称之为“攻城”。在“三无”(无邀请、无报酬、无委派)的情况下,她到北京、上海的高校宣传民乐。1987年,她主动联系上海财经大学,与上海音乐学院的钱苑教授、上海民族乐团的扬琴家丁言仪,组成“三人行”独奏讲座音乐会。演出在一间梯形教室,当时观众不多,因为相邻的教室正播放着流行的迪斯科,学生都被震天响的迪斯科吸引过去了。但随着音乐会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来了,座位满了,过道上也满了,而那间迪斯科教室的音乐关掉了……
音乐会结束后,大学生热情地请闵惠芬讲几句,闵惠芬兴奋地环顾挤满了学生的教室,忘记了正处于康复期的劳累,激动地讲起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她说:“我不敢与俞伯牙相比,但我明白一个道理,我可以迈开双脚,寻找天下的知音,要为千千万万的广大观众演奏。”
她不仅要给大学生种下一颗民乐心,还要给小学生种下一颗民乐心。为此,她动了一番脑筋,通过有趣的“问答音乐会”方式,把学生带入音乐。比如在音乐会正式开始前,闵惠芬会问小朋友:“竹林里开会,第一个来的是谁?”小朋友开始会摇头说“不知道”;闵惠芬会说:“是大公鸡,大公鸡怎么叫的?”孩子们继续摇头;闵惠芬再说:“我来学一个,喔喔喔……竹林里还有什么呢?还有小鸟,我们拿二胡学小鸟叫……”然后,闵惠芬就拉《空山鸟语》,拉完后会问小朋友这是谁写的曲子,如果有小朋友回答上来,马上就送小礼物。礼物多是闵惠芬家乡宜兴的小茶壶,很可爱。于是没有得到礼物的小朋友兴趣就被调动起来。
受闵惠芬的影响,上海、浙江的民族音乐团体都加入进来,一时间,普及讲座音乐会的演出场地从传统会场、音乐厅、学校延伸到矿山、兵营、工地、农村、渔船、少年宫等。由于观众太多,往往会一天演出三至四场,因为每天天不亮就离家到天黑才回家,他们戏称这是“披星戴月”。连闵惠芬退休多年的老父亲——南京师范大学国乐演奏家闵季骞教授也加入进来,随闵惠芬在江苏、安徽等地开展普及音乐会。
闵惠芬参加的普及音乐会逾千场。在有限的记录中显示:1994年—1997年先后就演了176场、228场、180场、103场,观众54万人次。闵惠芬这种为全民美育只管耕耘,几近“拼命”的工作,老百姓心中已有评价,在江苏、浙江的文化广场,观众打出“爱民乐就爱闵惠芬”的横幅,将闵惠芬与民乐同名。
闵惠芬还把普及讲座音乐会推广到港澳台及美国、新加坡等地,比如新加坡中正中学(1996)、中国台湾中小学(1997)、美国南美以美大学(2000)、达拉斯大学(2002)等学校都留下了闵惠芬的琴音。
闵惠芬普及民族音乐的行动,不仅带动了乐团、家人,而且普及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她曾赴深圳担任首期“台湾学员民族音乐培训班”讲师(1988);录制《二胡名曲卡拉OK》(1990);担任浙江中学民乐教师培训班(2001)讲师,搭建长三角地区民族乐团展演平台(2004),成立深圳闵惠芬音乐工作室(2009)等。数千场音乐会及培训、展演、工作室这种普及民乐的多元性与系统性,使其琴迷遍及海内外,以“天下谁人不识君”称之并不为过。
闵惠芬是“刘天华道路的卓越践行者”(音乐美学家张前),其一生坚守二胡宗师刘天华(1895—1932)“让音乐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理想。她以“在您打出的新路上,我辈继续在打,而且要世世代代打”的誓言,在自己生命的后30年,把刘天华对民乐的普及与提高理想推向新境,这不仅是闵惠芬艺术生涯上的壮举,也是当代民乐教育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为当代民乐教育树立了一座永恒丰碑。
(作者系周口师范学院教授、闵惠芬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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