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事行动研究中，写作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反思经历，回观个体行动、观念以及思维模式的过程。这种以推进思考为目标的写作在表达上没有固定的标准，在写作完成前也往往没有具体的研究目标。甚至写作本身也不是目的，而是助推思考、厘清自我表达的工具。孟庆伟老师的写作就是一个不断审视自心、回归本心的过程。这种方式让他得以在反复回溯经历时，让头脑中快速掠过的观念停下来，直面其中的缘由与问题，与自己开展深层对话。这种直面本心的思考写作过程，让珍贵的写作主题与行动方向在不断书写的过程中逐渐涌现出来。

    了解到叙事行动研究是为了应对教育困境与顽症，孟老师很快将班主任工作中的师生关系问题确定为研究问题。

    圆满结局背后的隐痛

    写作第一稿时，孟老师将目光锁定在工作初期两个难以释怀的关键教育事件：学生罢考与停宿事件。借助教学日志，孟老师重新分析，并将师生冲突的原因定位在地区考试文化不同，以及自身耿直、严肃的性格特点上。他提出要避免耗神耗力的师生冲突，就要接受不同的考试文化。还要刻意练习自己的幽默技巧，以便在预感到冲突的第一时间就能把矛盾化解掉。在讨论第一稿时，孟老师表示，通过几年的探索与调整，师生冲突的场景几乎不再发生，自己也从情绪风暴中脱身出来。这篇叙事以教师找到解决办法、困境问题得到解决作为圆满结局。但是，如果问题这么容易就被解决，为什么工作初期的冲突至今仍让孟老师耿耿于怀？究竟是什么问题让他萦绕于心？这种看似顺滑的解决对策背后是否还存在什么被忽视、被搁置的隐痛？只有找到这一隐痛，才可能发展出对困境更加深入丰满的认识，进而推进行动上的改进。

    我们跨界学习小组的成员不断对关键事件进行追问，对孟老师的思考进行追问。在他充满鲜活细节与丰沛情感的话语间，我们隐隐捕捉到选择这些对策的无可奈何与隐忍退让。他在对什么感到无可奈何？他在以什么为标准要求自己，又不得不在实践中对现实隐忍、让自己退让？这些无可奈何和退让是否与个人经历有关？

    个体教育观念的浮现与松动

    我们的追问引发了孟老师对自身学习经历的思考。第二稿中，孟老师开始转向他深信不疑的“严师出高徒”原则。他发现，学生时代对严厉管教的沉浸式体验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对师生关系的理解。作为严厉管教的接收者与受益者，成为教师后他无意识将自己学生时代的感受投射到了学生身上。“严师出高徒”这一原则并非无懈可击。他追问自己：“这种听起来完全为学生着想、实际却问题重重的教育方式，究竟为了达成什么目的？”当孟老师将笔触延伸至自己的语文教学困境时，他发现了藏在内心深处的成绩焦虑。这种焦虑叠加学生时代的经历，将严厉管教推为实践首选。但是，始料未及的冲突让他不得不妥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初稿中，看似找到了解决措施，那两个事件却一直让孟老师如芒在背、如鲠在喉。

    叙事分析演进到第三稿，孟老师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语文学科的本质以及语文教师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他尝试从“严师出高徒”这个观念中抽身出来，带着怀疑的眼光重新观察、思考这一理念对教学与学生的影响。第四稿中，他再次发现了一个未曾留意的问题：自己简化了学生的努力与压力、成绩、教师权威之间的关系。这种简化将师生放置在施压与被施压、提高成绩与等着被提高这两组对立关系中，引发了学生的反抗。这种反抗恰巧对应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中有关被压迫者的论述。出于好意的帮助怎么突然对应上了无意的压迫？在层层深入的分析中，原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生经验松动了起来。孟老师发现，“严师出高徒”这一理念隐含着他在学生时代内化了的师生间的压迫关系。这种压迫关系在自己成为教师后，通过新的角色在新的实践与环境中得以延续。行文至此，孟老师通过对自身教育故事的层层分析找到了自己未曾审视的问题，为解决教育困境重新寻得可能，也为叙事行动研究的继续开展留下了伏笔。

    友伴相助促进思考掘进

    这次写作还紧密依托于一个特殊的写作形式——小组研讨式。本次写作前，我与孟老师以及另两位老师组成了一个写作小组。定时的线上研讨不仅使写作计划稳步推进，也让我们在分析熟悉的自身经历时多了几分旁观者的清醒。清醒的提醒常常能在个体写作遇到困境时起到意想不到的助推作用。比如，第一稿时何晓红老师建议孟老师回溯严格管教的个人经历。第四稿时，我留意到几个关键概念间的关系被简化。陈向明老师作为组外支持之一，对《被压迫者教育学》的引入也为孟老师推进写作提供了很大启发。这种小组互助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外在力量，帮助作者进一步厘清观点、直视本心。

    旁观孟老师的写作过程我发现，当写作回归本心，回到对内心想法的沉思与表达上，文字往往能迸发出一种魔力，它能让真诚的思考从指尖流淌。叙事行动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赋予了行动者更多审视实践、回归本心的空间与力量。愿孟老师本次对叙事行动研究的尝试能给老师们带去启发。愿叙事行动研究能带给更多老师直面教育困境的勇气、化解教育症结的希望。

    （作者单位系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本文系北京联合大学教研类项目“公共教育学课程反思性学习的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K20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