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雪是有记忆的。

    千百年来，每当大雪封门，天地苍茫，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里总会响起某种召唤。这召唤与功名无关，只关乎一个古老的命题：在这个不由自主的人世间，如何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一个安放之处。

    我记得最深的是两场雪。

    一场在魏晋，一场在明末。相隔千年，看起来如此相似——都是雪夜，都是独行，都被人称作“痴”。但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它们其实截然不同：一个是主动逃离，一个是被动坚守。

    这两种不同的孤独，恰恰构成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两极。

    二

    某个冬夜，王子猷从睡梦中醒来。推开门，四望皎然，他叫人温了酒，独自在雪地里徘徊，忽然想起隐居在剡县的朋友戴安道。一百多里的水路，整整一夜的舟楫之劳，但他没有犹豫，连夜出发。

    小船在雪夜的剡溪上缓缓前行。水声细碎、月光清冷，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天亮时分，船抵达戴家门口，王子猷却让船夫掉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个故事被记录在《世说新语》里，成为魏晋风度的经典注脚。但如果不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看似荒诞的举动。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也最为灿烂的时代，政权更迭频繁，士人的生命如同草芥：嵇康在刑场上抚琴，阮籍终日沉醉……在那样的时代，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装聋作哑，要么为自己找到一条精神出路。

    王子猷找到的出路叫作“兴”。这个“兴”超越了一切功利目的，它本身就是意义。那一夜，他的“兴”在雪地里被唤醒，在小船上被滋养，在天明时自然消退，至于见不见戴安道已经不重要了。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王子猷是有选择的。

    他可以选择去，也可以选择不去。这种选择的自由，恰恰是那个时代士族阶层所拥有的特权。他有庄园、有财富，有不必为生计发愁的底气，所以他可以在雪夜里说走就走，可以在友人门口说回就回。

    这是一种主动的逃离。他在逃离那个充满目的性的世界，用“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方式，为自己在乱世中划出了一块精神自留地。

    有意思的是，那些在当时位高权重的人，今天大多已经无人记得他们的名字；而王子猷却因为那个雪夜的决定，永远活在了文字里。

    三

    那场雪化了。一千多年过去，又下了一场雪。

    崇祯五年十二月，西湖。这个年号本就是一个隐喻——当张岱在明朝灭亡后的岁月仍然用“崇祯”来纪年时，他是在说：我的时间，停在了那个朝代。

    那一年的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更定时分，张岱独自撑一叶小舟，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他继续写道：“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在这样的量词递减中，我们看到的是人在天地间的渺小，以及那种渺小中蕴含的孤绝之美。

    到了湖心亭，已有两人铺毡对坐。见到张岱，那两人大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于是拉着张岱同饮，张岱强饮三大白而别。下船时，舟子喃喃说道：“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这个“痴”字值得细细品。

    表面上看，张岱的雪夜之行与王子猷何其相似——都是雪夜独行，都被人称作“痴”，但这两种“痴”却有本质的不同。

    张岱从一个锦衣玉食的世家子弟，沦为一个躲在深山的遗民——更关键的是，张岱是没有选择的。张岱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无法选择明朝的灭亡与否，无法选择让那个“繁华靡丽”的世界继续存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精神上拒绝遗忘。

    《陶庵梦忆》，这个书名本身就充满了悲凉。“梦忆”——是梦中的回忆，还是对梦的回忆？当一个人把自己曾经真实生活过的世界称为“梦”，那种痛苦该有多深？就像张岱在《陶庵梦忆》的序言中写的那样：“繁华靡丽，过眼皆空。”

    四

    雪终究是要化的。

    王子猷那一夜的雪化了，张岱那一夜的雪也化了。但那两场雪留下的精神没有化，它们变成了文字，变成了记忆，变成了中国文化中一种独特的姿态。

    （作者单位系江西师大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