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就要当于漪老师一样的老师。”

    2019年教师节，在上海市杨浦区教师“开学第一课”上，杨浦区建设小学教师徐怡霖回忆起自己和于漪的缘分时说：“母亲一直对我说，于老师的语文课才是真正的语文课，因此母亲鼓励我做教师。”

    于漪正是她母亲的教师。

    今年3月14日晚，“人民教育家”、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语文特级教师于漪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7岁。

    从教七十余载，开设近2000节公开课，写下400多万字的论文和专著，培养四代特级教师，于漪是当之无愧的“大先生”。她在“为学”中不断自我否定与重建，在“为事”中把课堂当作灵魂的相遇，在“为人”中活出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善”。

    为学：一辈子学做教师

    “我这一辈子有两把尺子，一把尺子量别人的长处，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

    这是于漪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她为学的真实写照。

    1951年，于漪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彼时的大学生是稀缺人才，但于漪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她并非出自语文科班，教了一年历史后，才应组织要求改教语文。

    “那时候对语文文法一概不知，也没有时间去进修，就自己拼命学习，每天开夜车。两三年里把大学中文系的课程全部学完了。”于漪说。

    书本知识是一回事，站上讲台又是另一回事。于漪至今记得一个让她刻骨铭心的教训。一次她在批改学生作文时写“着火了”的“着”，把“羊”字头的一竖写成了两笔。坐在她对面的一位老教师看到了，轻声提醒道：“每个字写的笔画都不能错的，否则对孩子来说，可能他就会错一辈子。”

    “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不能有一点差错的，特别是基础教育，因为这是陪伴人终身的。”从此，于漪给自己立下规矩：每节课后都要写“教后”，记下学生的闪光点，更记下自己的不足。

    这把“量自己不足”的尺子，于漪量了一辈子。晚年回忆人生，她说自己一辈子上了大概2000节公开课，每一次都有不足、缺陷乃至错误，“我就想到罗曼·罗兰说过：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你最好的东西。”

    另一把尺子，则量别人的长处。

    于漪学得很“杂”。看京剧《三岔口》，她琢磨演员如何用动作和眼神让观众相信这是一场摸黑的打斗，联想到教学中如何调动声、色、形体，让学生学得兴趣盎然。听一个学生调侃报告人讲话说了150多个“这个”，她马上反思自己讲话有没有语病，从此下苦功训练口语，要求自己“出口成章，下笔成文”……

    “向学生学，向同事学，向生活学，向书本学，处处留心皆学问。”于漪说，“与其说是一辈子做教师，不如说一辈子学做教师。”

    为事：用生命歌唱的课堂

    “教书简直教得着魔了。”1986年，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在病中阅读于漪《学海探珠》手稿时，不禁这样赞叹道。

    于漪对课堂的痴迷是出了名的。1977年，上海电视台向全市直播于漪讲授的《海燕》一课，场面可谓“万人空巷”。

    尽管成名甚早，但于漪在课堂上从来不重复自己。在她看来，教师每次上课都要有不同的个性，要让学生永远感觉到知识是那么新鲜，才能培育他们的好奇心，“每个学生都是不一样、变化的，你怎么能重复自己呢？”

    “教育家是上课上出来的。”中国教育报刊社原常务副社长、中国教师报首任总编辑刘堂江一直记得于漪反复给他说过的话，“那么多老教师，一辈子都在课堂里摸爬滚打，这才是教育家的成长规律。”

    立足于课堂，又不止于课堂。20世纪80年代，于漪专门研究课堂教学结构，开始从经验与感悟走向理性与科学，并形成特有的教学风格与教育思想。

    随后，她率先撰文，提出语文既要“教文”，又要“育人”。“教文”是手段、是过程，“育人”才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并构建了以“思维训练”为核心的语文教育理论。

    20世纪90年代，她又提出“语文不能纯工具论”，推动将“人文性”写入全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

    进入21世纪，新一轮课改拉开帷幕，于漪作为唯一的中学教师代表参加了教育部召开的课程标准审定会，再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德智融合”的思想，在学科主渠道、课堂主阵地唱响立德树人的主旋律。

    退休后，于漪也没有停止对语文、对教育的关注，继续撰写了大量论文和专著，出版的《于漪全集》共8卷21册，是新中国教育史上首部由中学教师出版的全集。

    在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成尚荣看来，于漪写了一篇做教师的大文章：一个肩头担负着学生终身发展的重任，另一个肩头担负着民族未来的重任，这才是真正的“师之大者”。

    为人：深入骨髓的善

    “于老师，首先是一个好人。”复旦中学原教科研室主任孙宗良这样说。

    于漪身边的很多人都提到，这位教师的字典里几乎没有“不”字，“对人好”是她不变的人生态度。

    2007年，她参加在江苏扬州举行的教材审查专家工作会议。晚上主办方问她有什么特别安排，她说就在宾馆休息。对方走后，她却兴冲冲地叫起孙宗良和另一位老师：“咱们去看看扬州的古运河。”——原来，于漪是不想给主办方添麻烦。

    夜游结束，于漪早早准备好车资给三轮车夫，并特地多给了其中一辆，因为这位车夫拉了两个人。“他们都不容易。”于漪经常这样说，她买东西从不砍价，甚至坚持要多给摊主一些。

    有一次，于漪所在的小区有清洁工将被物业公司辞退，她专门给业委会主任写了一封长信，最后清洁工被留下了。

    “作为教师，她爱学生；作为一个人，她爱一切可爱之人。我们没有她那种深入骨髓的善。”孙宗良说。

    于漪对学生的爱，体现在最细微处。一次，班里一个孩子发高烧，对她说：“于老师，我真的吃不下饭，我真想吃一个面包。”那时候吃面包是奢侈品，需要粮票。于漪自己没吃饭，用身上仅有的粮票给孩子买了一个面包。几十年过去，长大后的孩子专门从北京赶到上海看望她，说：“于老师你自己不吃饭，拿粮票给我买了一个面包，我一辈子记得。”

    1984年，于漪所在的上海市杨浦中学转制为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次年她担任校长。从此，“顶大的事情就是培养青年教师”。当校长时是这样，退休后于漪更关心年轻教师。当时，全国各地的年轻教师纷纷向她写信甚至来访。只要有时间，于漪都会回信、接待。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姚琪学校教师王伟一直记得自己初次给于漪写信就收到回信的惊喜。最让他感动的是，他和同学来到于漪家里，知道他们专程从外地赶来，于漪一定要给他们报销车费，“于老师带给我‘相信’的力量，相信不泯的初心、相信理想的力量，一次相见，铭记一生。”

    “我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国家人才辈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于漪的声音已从讲台上消失，身影已经成为历史影像，这句话依然振聋发聩，警醒着每一个站上讲台的教师——

    站上讲台，就要用生命来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