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的现代主义作品曾以先知般的敏锐捕捉了技术时代个体的精神困境，那么今天，这些困境已从文学叙事下沉为我们的日常经验。人们把闲暇时间献祭给数字平台，数字平台以算法让用户有了看似自由的选择权，但碎片化的感知方式从根本上瓦解着人与大自然、他人乃至与自身灵魂的共属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阅读危机（这里的“阅读”是广义的，指人对一切环境、媒介和信息的感知与理解）。

    创造性阅读：本着生命的文本重写作品的文本

    爱默生曾提出“创造性写作”和“创造性阅读”的概念，他说：“当心灵得到劳动与创造的支撑时，任何书籍都会页页生辉，意义倍增。”他鼓励美国的大学生不要盲目依赖欧洲文化，并以英国诗剧作家已经历200年的“莎士比亚化”为例，认为唯一正确的读书方法是“严格地让书服从于读者”。惠特曼回顾自己早年在户外阅读莎士比亚等人的欧洲经典时“没有为那些声威赫赫的大师们所吓倒”，主要的原因是自己“在大自然面前，在太阳底下，面对辽阔的风光和远景或滚滚涌来的大海在读它们”。

    阅读史专家曼古埃尔曾提出“阅读乃先于书写”的论断，相对于近现代才确立起来的“作者”身份，“读者”的位置对人类来说更具本源性，原初意义上的阅读发生于人类的书写之前。

    基于“阅历”“阅世”意义上的创造性阅读，经历了具身化过程，可以根据所处环境将信息转化为智慧，从而实现爱默生所说的“扩展”。黑格尔说：“对于同一句格言，出自饱经风霜的老人之口与出自缺乏阅历的青少年之口，其内涵是不同的。”一个文本的背后是有宽厚度的生命时间，创造性阅读根植于此。用罗兰·巴特的观点看，阅读是“本着生命的文本重写作品的文本”，这就是阅读者的时间主权。

    让-吕克·南希说：“人们绝不能把阅读理解为解码的过程。相反，应该把阅读看作是一种触碰，或者说是被触碰。写作、阅读关乎机智。”在《眼睛只能看到心愿意理解的事：绘本故事读写七讲》一书中，我引用了一个发生在纳粹占领时期，一个被警察拦住的犹太小男孩的故事。警察对小男孩说：“如果你承认你是犹太人，我就放了你。”小男孩知道一旦承认，就会被抓起来。他对警察说：“如果我是您的儿子，您还会对我说这样的话吗？”接下来警察居然放他走了。埃里克·迪迪耶认为，小男孩对警察的建议让他“脱掉”了职业制服，成为了一个可能的父亲，想起了比他们两者都要高大的东西，“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生命的力量”。埃里克·迪迪耶这里区分了信息和话语。显然，鲜活的话语可以触碰心灵，尝试碰触或被碰触的瞬间，就是时间主权绽开的时刻。

    威廉·弗卢塞尔在《书写还有未来吗？》一书中设想了一个理想的“未来读者”：“他凌驾于历史之上，能够编织自己的时间流。他不是沿着一条线来阅读，而是编织自己的网。”小男孩出其不意地创造了自己的时间组合，在危机时刻邀请一个纳粹警察分享“父亲”这一名誉。警察回归了人性，小男孩也因此转危为安。这就是小男孩的时间主权开辟出的历史新端：它重置了时间，创造出新的共属。

    虚位以待：复合灵魂与灵魂复合的前夜

    演员马特·达蒙与本·阿弗莱克的一次对谈中，提到在一个剧本节奏越来越快、角色越来越扁平、情绪越来越算法化的时代，AI会不会取代演员。回答是真正被淘汰的不是演员，而是只能表演技巧的空心表演。

    从技术角度看，AI已经能制造看起来跟表演“一样的东西”，这会让“套路型”演员的标准化技巧贬值。老一代演员没有今日演员的安全网，他们要经历生命的各种考验，迎接各种不确定性。这些经历让他们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生命厚度和生命人格——他们拥有自己的时间主权，可以将自身对生命的理解投入进被表演的对象。二者既相似又游离，自我与他者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共属状态，呈现出无法被线性时间规定的复合灵魂，这是AI无法复制的。

    阅读者的时间主权，指的是自我尝试碰触他者或被他者碰触的时间。乔治·斯坦纳将阅读理解为“夜幕降临时，准备好迎接一个客人到家里”，它呼唤我们邀请客人“住进我们的存在之家”，并“愿意与之共存”。人们阅读，沉浸于大自然的某处，沉吟一首诗，乃至反复回味一个短视频，哪怕无法理解它之于自身的意义，仅仅是愿意迎接它，也自有其深意。

    在某个时刻，就像普鲁斯特所说的“非意愿性回忆”，曾经沉浸或沉吟的时间返回我们，或者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找回它。即便仍然无法理解，它也接纳了我们，与我们共属共存——我们获得一个复合的灵魂，生命也变得更加饱满。

    “兴”：人与大自然、自我与他人、身体与灵魂的共属

    创造性阅读与创造性写作本是一体，但在罗兰·巴特看来，从创造性阅读过渡到创造性写作，中间需要插入一种关于“强度”的“微分装置”——这就是创造性写作欲望的出发点，罗兰·巴特称之为“喜悦”，中国古典传统里能表征这种微妙机制的概念是“兴”。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朱熹认为“兴”是一种并置结构。从起源看，“兴”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并置（即“天人合一”），因为自然乃是人类的本源。爱默生讨论学者应接受的教育时，把“自然之于人类心灵的影响”放到首位，而“那些大学与书籍仅仅是抄录由田野和工厂创造的语言”。

    感受到诗三百中涌动着的那股联结起自然与身心的神秘跃动，张炜揭示出“兴”的自然起源：“一个生命与世间万物、与万千客观生命重合交集之间自然产生的一种心情和意绪，是一种在太阳底下共生共长的感激之情。”所谓“现代”，借用海德格尔的看法，是将人类从与大自然的共属共在中抽离，并以主客二元论的方式表象、算计和控制沦为客体的大自然。人类的界限被极度收缩，极度现代意味着极度的个体化和原子化，这一现代世界观强行造成了人与大自然、自我与他人、身体与灵魂的分裂。尤其在算法时代，这种破坏性断裂愈加严重。

    儒家以一种悦乐精神将“兴”从人与大自然心存感激的共属关系引发到人与人之间的共属。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乐”相连；东汉包咸将“兴”解释为“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是从阅读上立意。朱熹将“兴于《诗》”解释为“初感发这些善端起来”。阅读《诗经》是儒家诗教的重要一步，而以阅读感发起人性的“善端”——也即是“兴”，则是儒家诗教最为重要的一步。朱熹又说：“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感人又易入”就像南希所说的触碰或被触碰，“不能自已”如同巴特所说的“喜悦”。眼下的语境在瞬间接通了之前读过的某句诗，于是脱口而出；这句诗又反过来照亮了当下，重置了当下的时间。

    沿着此一脉络，马一浮得出了“诗以感为体”的结论：“人心若无私系，直是活泼泼地，拨着便转，触着便行，所谓‘感而遂通’，才闻彼即晓此，何等俊快，此便是兴……兴便有仁的意思，是天理发动处，其机不容已。”朱熹所谓“不能自已者”、马一浮所谓“不容已”绝非输入输出某个与己无关的信息，它直接触碰到了生命本身，并让生命发生了新的变化，是一种不得不朝向某种共属的生命行动。此时，身体感受和信息是一体的，这种“不得不”非但不是一种约束，反而因为跳脱了原子化个体的“私系”流露出极大的自由。算法时代加速了人的原子化，而“兴”作为一种创造性阅读是反原子化的，开启的“善端”是一种共属——人与大自然的共属，人与人的共属。

    （作者系青岛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一般项目“百年‘兴’论流变研究〈1919—2020〉”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BZW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