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读《诗经》中的《黍离》，忽然生出一个想法：彼黍离离，可不可以长在镐京宫室之外？

    《黍离》属于“王风”。周平王迁都洛邑后，王室衰微，政令只行于境内，天子位同列国诸侯，所以其地产生的诗歌被称为“王风”。因王畿之地常受战乱侵扰，故“王风”多乱离之作，抒发故国沦亡之苦、思乡怀人之悲，充满乱世哀音，体现了王畿之地特有的时代创伤。

    《毛诗序》曾解释：“《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此说法极为流传，汉朝申培《诗说》记载：“幽王伐申，申侯逆战于戏，射王弑之。立平王于申，自申迁洛，命秦伯帅师逐犬戎于镐京，寻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师，过故宗庙宫室，秦人皆垦为田，咸生禾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诗，赋也。”

    《诗说》的叙述较《毛诗序》更为详尽，对诗作的背景及作者都有很明确的认定：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邑后，命秦襄公率军将犬戎逐出镐京，不久派遣尹伯封去犒劳秦襄公的军队。尹伯封作此诗于故都镐京。

    尹，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为王室史官之长，掌管册命、文书、记录等机要事务，是周王身边非常重要的近臣。伯，可能是一种尊称，而非严格的“公侯伯子男”爵位。封，官员本人的名字。

    由此可见周平王派尹伯封出使的特殊政治意味：其一在于犒劳的规格极高，代表王权意志；其二可能带有正式颁布册命、文书的任务。因此，尹伯封目睹、记录并汇报所见所感的职责，或许是这段历史被载入诗篇的一个注脚。

    尹伯封跋涉到镐京，苦苦淹留数月。春天，他满怀忧伤地行走在故都，黍稷禾苗纷披茂盛；夏季，黍稷抽穗灌浆，他仍满怀忧伤缓慢地行走在田野；秋季，黍稷籽实累累，他心中的忧伤已从春时的“摇”到了夏时的“醉”，又到了秋天如鲠在喉、难以倾吐的“噎”。

    然而，我们仅从诗中很难看出“行迈靡靡”的人就是尹伯封，也难以辨别这个人到底行走于何地——《毛诗序》与《诗说》看起来相互印证，但《诗说》是否受前者影响也未可知。

    现当代学者对《黍离》有多种解读：有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说，有流浪者忧思说，有迁都时难舍家园说，有爱国志士忧时忧国怨战说……从文本来看，“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话，似乎表明诗人或为职责使命而奔波，或为内心理想追求而穿越田野。为破产而悲伤、普通流浪者、迁都时难舍家园等说法似乎都难以解释这句话的意义，只有爱国志士心怀理想、忧时忧国，深沉的情感难以被他人理解才更符合孤独悲愤又有所追求的心境。

    所以，有没有可能，离离黍稷就长在洛邑的田野？一个可能是公卿或大夫的人，随周平王迁都洛邑，远离家乡故土。在上朝途中，日日经过一片田野，看到黍稷离离本来应该高兴，却因西周覆亡而悲伤。时间推移，田野里渐渐呈现丰收景象，他的忧愤却日益加剧。他可能为自己不能与仍在镐京生活的亲朋相聚而忧愤，也可能面对田野里的欣欣向荣联想到东周王室的倾颓：一旦国将不国，离离黍稷将被他人收割，土地荒芜也将如故都镐京一般。

    诗人发出深深慨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有人可能问过他：“身为王朝近臣，地位高、待遇高，你还忧虑什么、追求什么呢？”因此，他在诗末愤怒地叩问苍天：究竟是谁造成西周覆亡、东周衰微的局面？这首诗因其结构美、韵律美、意义深刻而广为传唱，被洛邑的采诗官收集并层层上报辑入“王风”。

    无论遵从汉唐经注，还是单纯面对文本本身，千人看《黍离》必有千样不同，每一种认真的思考都值得尊重。对诗歌的多样解读正是诗歌的魅力使然——这魅力令诗歌如生双翼，永飞人间。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十六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