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实施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的通知》，2026年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多项政策相继发布，将阅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政策既明确了“为什么读”的价值论问题和“谁来读”的主体论问题，也提出了“读什么”的内容指导和“怎么读”的方法指导。然而，人类智慧成果浩繁，不同读者能力参差，为何读、读什么、怎么读等问题还需要结合实际展开解析和探索。此时，我们不妨重温陶行知先生“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这一主张，以求启发。

    其一，“读活书”表达了陶行知先生的阅读内容观。陶行知先生主张“灵活运用一切可读材料”，反对将阅读限制于固定教材。他认为，阅读材料应源于生活、归于生活，如一张发票、一封家书等日常材料都可以成为鲜活而珍贵的阅读材料。这种开放的阅读观不仅丰富了阅读内容，使阅读更贴近生活实际，让知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便于阅读者理解、应用所读内容，及时感受阅读的价值。学校可以借鉴这一理念，鼓励青少年学生从日常生活中选取阅读材料，对一张传单、一张包装纸进行深入阅读和分析，探微成趣。陶行知先生关注平民的阅读权利，致力于降低阅读门槛，打破阅读壁垒。他认为阅读不应局限于校园之内，而应渗透到家庭、社会的最小单元，通过集体阅读、共同学习的形式实现无差别阅读。学校是“文化的旅馆”，而这些最小单位的“文化细胞”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之活细胞”。这种广泛的阅读主体观，促进了阅读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在现代教育中，学校可以与社区、家庭合作，以学生为阅读使者，共构阅读网络，比如社区图书馆、家庭阅读角等，为青少年学生提供更加泛在的阅读资源和空间。

    其二，“活读书”揭示了陶行知先生的阅读方法论。陶行知先生批判“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现象，并提出以“活读书”为核心的方法论，主张读书必须与“用书”结合，形成“读、用、做”的循环。“活读书”，一是以“做”定读。陶行知先生指出，脱离自身经验，仅通过阅读获得的知识属于“伪知识”。只有将阅读所得与亲身经验结合才能获得真知识。比如，读到“冰块是冷的”或“热带很炎热”，不能停留于文字理解，而要与实际感受相印证，这样的知识才是“真知识”；二是以“用”促读。阅读应服务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比如“父母为解决育儿问题而阅读家庭教育相关书籍”“工人为更好地掌握某项技术而阅读”等，从实际需求出发灵活地读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三是以“疑”验读。陶行知先生主张，读书应秉持怀疑精神，不能盲目地“尽信书”。陶行知先生以《王云五大辞典》的错误、戴东原对朱熹关于《大学》注解的质疑为例，强调“学非问不明”之理。中小学教师可鼓励青少年学生在存疑的地方深入追问，多维思考，大胆假设，结合自身认知与实践求证，逐步建立“活读书”的习惯。

    其三，“读书活”反映了陶行知先生的阅读目的论。在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中，阅读的终极目的是“读书活”，即让阅读成为改善生活的工具，通过读书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双重目的。先生将书籍比作“锯子”“锄头”，强调与其泛泛地“读书”，不如实实在在地“用书”。“读书活”的核心是将书本中的“闻知”与身体力行的“亲知”结合，形成有生命力的“真知识”。这种阅读目的观要求“劳心劳力、手脑并用”，最终实现“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的理想境界。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会读书的人对于人类和国家应尽之责任，应享之权利，可以多明白些。”先生还认为，“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要用书”，强调阅读可以推动民众觉醒，通过普及阅读让大众获取知识、摆脱愚昧，从书籍与报刊中获得改进的知识和最新的方法，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对当今学校来说，可以从学生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引导青少年学生在阅读中将关切自身和关切社会结合起来，养成“兼济天下”的胸襟和格局。

    综上，陶行知先生的阅读观是其生活教育思想体系在阅读领域的展开与落地，是对当时民族命运的关切与叩问。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读活书”拓展了阅读的广度与宽度，是内容观范畴；“活读书”深化了阅读的方法，是方法论范畴；“读书活”则提高了阅读的价值取向，是价值观范畴。这一思想体系以“用”为支点，打破了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的隔阂，让阅读真正成为推动大众成长、社会发展的途径。这不仅为当时的平民教育提供了可行路径，而且对当下“全民阅读”和“青少年读书”战略落地，亦不无启示——读书，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作者分别系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成都大学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