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穿透绥芬河的晨雾,落在职教中心学校智慧教室的触控屏上。我站在讲台边,看着学生戴着VR设备,手指在空中划出流畅的弧线,调试着跨境直播电商模拟系统。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2001年那个同样晨雾蒙蒙的早晨——我背着鼓鼓囊囊的帆布包走上讲台,包里塞满了格式化好的软盘,身后是老式机房“嗡嗡”的硬盘声,眼前是一群对计算机充满好奇的少年。25年前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我的学生能在这座边境小城里,通过虚拟现实跟莫斯科的客户谈生意。
咱们的课堂会越来越好
那年我刚刚大学毕业,怀着一腔热血回到绥芬河,成了职教中心的一名计算机老师。说是机房,其实就是一间勉强塞下30台电脑的屋子,那些奔腾Ⅲ电脑都是宝贝疙瘩,开机时要像哄孩子一样轻轻拍两下,它才肯乖乖工作。我第一次站上讲台,手里攥着几张软盘,故作镇定地说:“同学们,这小东西里能装下咱们一整节课的知识点。”结果话音刚落,第一台电脑就罢工了——软盘插进去,死活读不出来。台下的学生从好奇变成了疑惑,有几个调皮的已经开始交头接耳。我额头上的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但我知道不能慌。那会儿我给自己定过一条规矩:边境学校设备维修不容易,教师必须自己先成“维修工”。我拆开机箱,一边排查故障,一边给学生讲解,“大家看,这叫数据线,软盘读不出来,有可能是它松了……”十几分钟后,屏幕上终于跳出课件内容,机房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那掌声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期待,但我就是从那一刻起铁了心要在这里扎下根来。
那时候的每一天都像是在打仗。电脑不够用,我就让学生两人一组轮着操作。我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画键盘,画得跟真的一样,每个键的位置都要反复确认。一张软盘装不了几个课件,我每天背着厚厚一摞软盘包往返于宿舍和机房,像背着全部家当。遇到软盘消磁损坏,就熬夜重新做,一熬就是一宿。班上有个叫王洋的学生,家里条件不好,但对计算机着迷得不得了。每天放学后他都待在机房不走,对着电脑说明书翻来覆去地看。有一次我问他:“家里支持你学这个吗?”他低着头没说话。后来我把自己攒钱买的二手硬盘塞给他,跟他说:“知识就像硬盘里的文件,存得越多,将来能调用的就越多。”他红着眼眶接过去,那表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现在王洋在绥芬河开了家电脑维修店,小有名气,每次见了我都咧嘴笑:“老师,您当年给的那块‘敲门砖’,我还留着呢。”
2003年,学校终于引进了第一台投影仪。那天整个计算机教研组都炸了锅,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围着那台机器,像拆弹一样小心翼翼地研究怎么用。那晚我一宿没睡,把原来的文字课件改成了图文并茂的PPT,还从网上扒拉下来几个教学视频,用刻录机刻成光盘。第二天上课,当硬件拆解图清晰地投在幕布上时,平时最调皮的那个学生都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像铜铃。课后有学生问我:“老师,以后咱们是不是天天都能用上这东西?”我望着窗外的大雪,心里热乎乎的:“会的,以后咱们的课堂会越来越好。”
绥芬河的冬天冷得能冻掉耳朵,但中俄贸易的热度从来没降过。2005年前后,国家对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视,国务院发了文件要求加强信息化建设,我们学校也借着这股东风拿到了专项经费,换了一批新设备并建起了第一个真正的计算机实训机房。我那时候想,光有设备不行,还要让学生学的东西能跟外面接得上轨。于是我开始往当地的外贸企业跑,周末也不休息,去学跨境电商怎么操作、俄语办公软件怎么用。有一回,一家贸易公司急需一批会用Excel处理报关单的实习生,我带着学生在实训室里泡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反复练数据统计、表格制作,还请来企业的技术骨干手把手地教。最后有5个学生通过了考核,其中一个因为表现突出,毕业后直接被录用了。那个学生后来对我说:“老师,要不是您逼着我们练,我可能现在还在家里闲着。”
那些年,我和同事就是一群“拓荒者”,在数字化的荒地上一点点开垦。没有现成的教学资源,我们就几所学校凑在一起共建共享;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我们就利用课后时间分层教学,给基础差的补课,让学有余力的往前跑。2007年,学校评上了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机房再次升级,终于实现了每个学生都有电脑用。那天我看着孩子们噼里啪啦地敲键盘,做网页、写代码,觉得那些年熬的夜、吃的苦全都值了。
“教孩子们怎么用脑子去创造”
2012年,国家教育信息化十年规划出台了,职业教育像是被按下了加速键。我们学校光纤网络全覆盖,电子白板、教学一体机走进了每一间教室。可我那时候却犯了难——这些东西我也不会用啊。说实话,在讲台上站了10多年,我早已习惯了粉笔加黑板。突然让我对着触摸屏指指点点,手指头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为了不掉链子,我寒暑假跑去省里参加培训,晚上回宾馆对着教学视频反复练,练到手指头都僵了。一次为了做一节《网页设计》的公开课,我连着熬了三个晚上,把绥芬河的边境风光做到课件里,白桦林、口岸大楼、俄罗斯套娃,全用动画效果串起来。那节课讲完后,学生鼓掌鼓得手都红了,后来这堂课还评上了省级优质课。
不仅是教学方式变了,我的想法也变了。我慢慢意识到,计算机课不能只教技能,还得教孩子们怎么用脑子去创造。2015年,我带着学生搞了个“校园信息化小组”,让他们给学校做宣传视频、帮其他老师做课件、修设备。这帮孩子干劲十足,有个小组做的招生宣传片到现在还在学校官网上挂着呢。更重要的是,国家建起了远程职业教育资源平台,我们在边境小城也能同步看到全国最优质的课程。光纤就像一座看不见的桥梁,把绥芬河和外面的世界紧紧连在了一起。
2017年,我注意到绥芬河的跨境电商火起来了。学校附近冒出了一家又一家电商公司,家家都在招人。我心想,这不就是给咱们的学生铺路吗?我主动找了几家企业谈合作,牵头建了个“直播电商数字化实训中心”,把企业的真实订单搬进了课堂。有一回,一家电商公司接了个大单,需要在短时间内处理几百张商品图片、做详情页。我带着学生团队接了下来,连着干了两天两夜,用Photoshop软件一张一张地修图、排版,最后高质量完成了任务。企业老板高兴坏了,专门来学校送了一面锦旗。那几个参与的孩子,还没毕业就被企业预定了。
2020年疫情来了,线下课全停了。那段时间我急得满嘴起泡,连夜学习怎么用线上教学平台,每天提前录课、做互动习题,直播讲完还得在线答疑。有个住在山沟沟里的学生,家里只有老人用的老年机,上不了直播课。我每天给他打电话,在电话里讲知识点,让他用身边的纸笔先记着。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数字化不只是工具,更是一条生命线——它能让任何一个偏远角落的孩子都不落下。疫情过后,学校建起了虚拟仿真实训基地,VR设备、模拟系统一应俱全。学生戴上眼镜就能“走进”莫斯科的直播间,跟虚拟客户用俄语打招呼。这几年,我们在省里的技能大赛上拿了20多个奖,仅一等奖就有两个,刷新了学校的历史纪录。
“你不追技术,它就把你甩下了”
2022年,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上线了,我又开始新一轮的学习。有人问我:“你都教了20多年了,还折腾啥?”我说:“技术这东西,你不追着它跑,它就把你甩下了。”这些年来,我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这里走出去。有的开了电商公司,把绥芬河的木耳、蜂蜜卖到了俄罗斯;有的进了大企业,成了信息技术骨干;还有的考上了大学,读了计算机专业研究生。每当我收到他们的消息,不管是报喜的还是诉苦的,我都觉得心里暖暖的——这就是当老师最大的回报吧。
如今,我牵头成立了学校的信息化教学工作室,带着几个年轻教师一起搞教研。有个刚入职的小姑娘问我:“老师,您干了这么多年,看着技术变了一茬又一茬,不累吗?”我想了想,跟她说:“看着学生都有好出路,看着咱们边城职教一天比一天好,我真不觉得累。”
2026年的绥芬河职教中心,5G网络全覆盖,智慧教室、VR设备成了标配,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早已成了常态。走在校园里,看着学生用平板电脑写作业、用VR搞实训,听着机房里噼里啪啦的键盘声,我常常有种恍惚的感觉——仿佛一回头,就能看见2001年那个背着软盘包的年轻教师正站在老机房门口,对着一群好奇的学生微笑。从软盘到U盘,从拨号上网到5G全覆盖,从“嗡嗡”响的老机房到静悄悄的智慧校园,25年就这么过来了。变的是设备、是技术、是时代,不变的是我站在讲台上的每一天,是看着学生眼睛亮起来的那一刻心动。
绥芬河的风又吹起来了,带着中俄边境特有的烟火气,也带着数字化时代的气息。我知道,这场浪潮还会继续往前奔涌,而我会一直站在这里,站在边城的三尺讲台上,用键盘搭桥,用代码铺路,让更多的学生借着数字之光,走出这座小城,走到更远的地方去。那些藏在软盘、光盘、硬盘里的旧时光,那些机房里的不眠夜,那些跟学生一起哭过笑过的日子,都刻在了这座边城职业教育的记忆里。它们不会消失,只是变成了养分,让下一季的花开得更加绚烂。
(作者单位系黑龙江省绥芬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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