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教育工作而言,树立正确政绩观不仅是政治要求,也是决定其能否回归育人本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把正确的教育政绩观从理论倡导转化为实践自觉,首要抓手在于构建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评价之“尺”往哪里量,教育政绩观就会往哪里走。 当前,一些地区和学校仍然存在政绩观跑偏的现象。在政绩驱动下,“分数至上”“升学唯一”的评价惯性持续影响着学校办学行为与育人生态。学习被简化为提高分数,学校工作被量化为升学率,教育的内在价值在“内卷”中不断被稀释。这种政绩观的偏差表现在三个层面:决策层面,部分地区将升学指标层层分解下达给学校;学校层面,“周周测、月月考”成为常态,考试被窄化为“分数竞赛”;社会层面,分数成为评判学校优劣的唯一标准。 究其根源,是教育评价的“指挥棒”偏离了育人本质,将教育这一立体的育人活动简化为冰冷的量化指标,以考试的“显绩”代替了全过程的“潜绩”,以容易被量化的智育取代了难以立见成效的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当政绩考核只看升学率、名校录取人数等少数指标,学校和教师自然会把大部分精力投向少数“尖子生”,最终形成“掐尖—出分—掐尖”的恶性循环。 树立正确的教育政绩观,首先要厘清三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正确处理显绩与潜绩的关系。教育不是速成品,不能搞“短平快”的政绩工程。扎实的课程体系建设、深厚的校园文化熏陶、严谨的师德师风培育,这些看似“不显山露水”的工作恰恰是关乎教育长远发展的“潜绩”。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管理者须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理念,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二是主体维度,正确处理学生全面发展与单一成绩的关系。正确的教育政绩观从来不是看升学率,关键要看学生是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否担当民族复兴大任。那种把大量资源集中在少数“尖子生”身上、以牺牲多数学生成长为代价追求升学率的做法,本质上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三是路径维度,正确处理实干与形式的关系。政绩是干出来的,不是“包装”出来的。教育工作者要少一些功利,把功夫下在日常的教育和管理上,在教书育人中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评价是办学的风向标,也是政绩观的外在体现。有什么样的评价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构建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是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教育政绩观的根本之策。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这一方案从制度上切断了将升学率作为政绩表现的错误导向,教育政绩不能再靠“刷分数”来证明。 真正的科学评价应当是多元、立体的。在评价指标上,要突破单一分数导向,构建德智体美劳兼具的全面考核体系。在评价方式上,要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让教育评价成为一面“镜子”,照见每个学生独特的成长轨迹。在评价主体上,要将党委和政府的履职水平、学校的立德树人成效、教师的育人实绩和学生的全面成长结合起来系统考量。 教育政绩观的纠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健全有效防范和纠偏的工作机制。 在制度层面,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将教育生态状况、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教育公平推进程度等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以制度力量引导政绩取向。在文化层面,要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引导家长理性看待孩子学业成绩,认识到“成长比成功更重要”,逐步破除“唯学历”“唯名校”的社会焦虑。在治理层面,要加强督导问责,对教育生态问题突出、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依规依法问责追责,使政绩观的偏差付出应有代价。 真正的教育政绩最终体现为学生健全的人格与可期的未来、教师涌动的热情与深耕的智慧、学校优化的生态与厚积的底蕴。这需要我们树立“久久为功”的意识,踏踏实实去做有助于学生成长、有助于教育长远发展的工作,把正确政绩观镌刻在每一次改革的决策中、体现在每一所学校的治理中、熔铸在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行动中,教育方能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东平县梯门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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