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度一下”到“问问AI”，近年来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正在被悄然改写。麦可思研究院2024年对全国3297名高校师生的调查显示，近六成师生每天或每周多次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未使用者仅占1%。对许多大学生而言，大模型已是事实上的“第一信源”，但当“问AI”成为信息获取的第一动作后，进一步的“追问”却逐渐消失。笔者作为大学中文系辅导员，在对本院系41名本硕学生的访谈中印证了这种感受。技术工具的普及势不可挡，但AI大模型远非全知全能，学生求知欲的消退必须警惕。

    “追问”是如何被“折叠”的

    “追问”的逐渐消失并非学生懈怠所致，而是信息获取结构变化的结果。

    首先，学生获取信息的“比较”入口正在被关闭。检索时代，多个链接并列在电脑或手机结果页面，同一问题存在多个版本的回答是页面自带的“提醒”，筛选与比对内嵌于使用流程。而在如今使用AI检索的“对话时代”，多元来源的信息被折叠成连贯、自信、即问即答的单一答案，信息的比较在交互设计层面就失去了存在场景。其次，核验的警觉性被消解。在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双过程理论”中，负责大脑审慎核查的“系统二”须在察觉表达的“违和感”时才被唤醒，而大模型却以高度流畅的语言、完整的逻辑、权威的口吻输出内容，使人长期处于“认知轻松”的状态，从而使得大脑的核查机制难以启动。再次，信息的错误在自洽中闭环。证实性偏差使人倾向于接受与既有观点相符的内容，当模型输出恰好印证了学生的预设，学生本就微弱的核验动机被进一步抑制——错误的知识由此被语言包装成看似合理的认知，既难自察，也难纠正。

    如果说算法推荐以“猜你喜欢”织就的是“内容层茧房”，让人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同质，那么大模型时代叠加其上的就是“认知层茧房”，让人对看到的东西不再发问。两层机制叠加，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再茧化”。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提出的“信息茧房”，其中蕴含的一层意思是：茧是蚕自身吐丝织成，算法时代的人们尚可把茧丝归咎于平台的“投喂”，但到了大模型时代，吐丝的主体正是学生自己，茧丝出自他们亲手交付的信任和悄然滋长的思维惰性。茧虽由内织，破茧仍须内生之力，即要帮助学生重建自身的判断力。

    丧失的是基本的认知能力

    “再茧化”不仅仅是信息素养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其指向学生更大范围的“思考外包”——分析、比较、质疑、整合等关键思维环节正被成建制地让渡给机器。

    在笔者的访谈中，41.5%的受访学生坦言“离开AI会感到焦虑”，22%承认“大部分作业依赖AI完成”，更有学生反问——“既然AI能做得更好，为什么还要自己辛苦思考？”这句反问指向的是教育的根本。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深刻指出，“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地学习应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工具和方法。另一方面，教育不能忽视对学生启智、心灵的培养，不能丢掉对认知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追问与核验正是最基本的认知能力之一，也是学生独立思考得以展开的前提。从哲学视角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异化——学生本是工具的使用者，却在过度依赖中反被工具的流畅性所支配。主体性的恢复不能靠简单禁用技术来实现，只能在批判性地运用技术的过程中完成。这也意味着育人的方向不是把学生从对话框前拉走，而是让他们带着追问坐回对话框前。

    更值得警惕的是，大模型输出的不仅是事实，还内嵌着立场、取舍与预设。不加追问地接受一个答案，往往也意味着不加分辨地接受答案背后的价值框架，进而有可能蔓延成价值观的失守。这正是“再茧化”问题必须进入思想政治工作视野，以及大学辅导员不可置身事外的原因。

    从守“信息之门”到守“认知之关”

    AI时代，辅导员手中仍握有大模型不可替代的东西——对具体学生的了解，以及日复一日“在场”的育人位置。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将“思政引领力”置于教育强国六大特质之首，202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迭代升级数字时代网络育人新课堂”。笔者认为，“新”字的要义正在于育人逻辑的转换：信息既已不再稀缺，辅导员的价值就必须从“替学生筛选信息”转向“帮学生重建判断力”——过去守的是信息之“门”，今后要守的是认知之“关”。守关至少有三件事可为。

    其一，做学生认知状态的“观察哨”。识别茧房，要赶在茧房闭合之前。辅导员是全校最容易了解到学生“怎么想”的人，这种现场感是任何后台数据都替代不了的。谈心谈话中“AI是这么说的”出现的频率、班会讨论里有没有学生自己的问题、离开AI时学生是否流露焦虑——这些都是“思考外包”的早期信号。要把“是否还会追问”纳入辅导员日常观察的维度，对依赖AI渐深的学生及早介入、分层引导，必要时联动任课教师、心理教师协同纾解。

    其二，做日常对话中的“提问者”。当学生带着AI给出的结论来求证，辅导员最不该做的是急于给出另一个“标准答案”——那不过是用一种依赖替换另一种依赖。更有效的做法是把问题还给学生：它的依据是什么？你查过别的来源吗？有没有相反的说法？三问之下“停顿点”就种进了学生心里。育人者的功夫正在于在学生最“信以为真”之处唤起恰当的疑，久而久之学生方能确立“主体性优先于便利性”的技术使用立场。

    其三，做专业训练与价值引领的“接榫者”。对中文系而言，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可资借鉴，如校雠学要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治学传统奉“无征不信、孤证不立”为铁律——这本就是最早的批判性信息素养教育。辅导员可与专业教师携手，把这些原本只在论文写作中生效的治学规范延伸为学生日常信息生活的习惯，使专业教育与网络育人在“求真”二字上彼此成全。相应地，育人成效的标尺也应从“满意不满意”转向“行为变没变”：信息来源是否更多元了；面对存疑内容时，“再查一下”的动作是否回来了。

    技术的演进不可逆转，教育要守住的是青年作为认知主体的能动性，这是数字时代育人工作的“守正”所在，善用技术、引导人机良性协同则是“创新”之义。破茧要破的不是工具本身，而是不加分辨的信任，“追问”的回归就是思政引领力在数字时代的坚实注脚。

    （作者单位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2026年人文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预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大模型时代大学生‘再茧化’现象的生成机理与网络育人新课堂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6-XGRWFR-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