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大山连着大山，曾经，读书这件事对这里的孩子都是奢求，这片绿色的大海似乎没有给科学教育留下位置。贵州省遵义市的乡村教师袁维不信这个邪，从城市回到大山，他把科学精神与生物实验带给这里的孩子，把科研习惯与课题研究带给这里的教师。从此，课堂不再只是“讲实验”，教师也被激发出学术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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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岁的贵州省赤水市葫市中学生物教师袁维每次回到老家，总会到柏杨坎驻足良久。

    距离遵义市区30多公里，这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山坳十分险峻，遵义会议结束10天后的1935年1月27日下午，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激战，多名红军战士光荣牺牲。

    袁维就出生在这里。小时候他常与小伙伴好几公里山路为红军扫墓。如今的他一辈子扎根家乡，教孩子爱科学、做实验，即便没有很好的教学条件，但他“没有条件也要想办法创造”。当年红军在这里用热血冲破围追堵截，今天乡村教师在这里的石头缝里播撒科学的种子——对这里许多本应与科学“绝缘”的孩子来说，人生的转折自袁维开始……

    让农村娃飞得更高

    “我的学生就像山崖的树，生在石头缝里，还要经受风吹雨打。”在大山里土生土长，袁维对家乡孩子的艰难感同身受。

    小时候家里3个娃，作为大哥的袁维天不亮就要揣着两个红薯，跟父母到山里打柴，太阳快下山才能回来。万幸的是还能读书上学，改变命运的机会被袁维牢牢抓住。中学毕业时他考入遵义师专，那时的袁维每年都能拿到奖学金，作为学校优秀班干部，毕业时领导给他抛出了留校的橄榄枝。

    “还是想着回老家，想让更多跟自己一样的孩子走出来。”1993年，在距离赤水50多公里山路的边远乡镇上，袁维第一次走上讲台。

    学校被大山包围着，有的孩子要走二三十公里山路才能来到学校。周五的晚上，袁维总睡不好觉，担心“漆黑夜路上的孩子到家了吗”。周一的课堂上，经常会少了几个孩子，袁维理解他们的“消失”，有的家庭实在太穷了。

    要让孩子读书，关键在于与家长的沟通。但是，家访成了难题。2005年，袁维担任班主任，全班54个学生散布于全镇的崇山峻岭间。为了知道他们家里到底怎么样，袁维暗下决心：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家访每个学生。

    那些日子，他放了学便带着手电筒翻山越岭，3个多月时间硬是完成了54份家访记录。

    在这样的努力下，不少孩子得以继续读书并成功走出了大山。

    班上一名没有考上高中的女生想复读，但家里十分困难，袁维来到这名女生家，稀稀拉拉的花生与大豆苗散落在贫瘠的山坡，一家人的生计全靠几亩薄田。“家里穷，想让孩子早点挣钱。”家长告诉袁维。

    “吃饭跟着我吃，没有穿的，我把爱人的衣服给她。”袁维说得斩钉截铁。后来，这名女生学习十分勤奋，如愿考上高中，最终考上重点大学。临开学之际，袁维看到这名女生连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就和爱人到街上给她买了一套。

    大山里的孩子只要有人拉一把，真的可以飞得更高。如今这名女生已经参加工作，师生二人仍保持着良好的联系。每年春节，这名女生都会到袁维家里坐坐。女孩总会感慨：“袁老师的帮助改变了我的一生，现在我工作了，也想像袁老师一样帮助别人……”

    此前，许多孩子因贫困而无法读书，如今这个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现在班上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家庭出身，不来上课的情况仍然存在，袁维的家访也一直没有断过。

    2020年，多年的劳累让袁维的身体再也撑不住了，走出手术室第二天，躺在病床上的他得知一个孩子没来学校。袁维心急如焚，跳下病床、开着汽车一路寻找。他心里有数：孩子父母离异，父亲外出打工，独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多方打听后，师生二人在邻省重聚。袁维俯下身来，一番劝导，孩子终于同意回学校继续就读。

    此时的医院里，医生正来到病房查看病情，只看见床位空空如也，了解到他正在外地劝学生上学，担心之余也哭笑不得。

    让孩子爱上科学

    赤水的大山深处，穷困和闭塞曾经是这里的底色。在袁维初登讲台的年代，学生完成正常学业还要依靠教师的登门劝说，“科学”似乎在这样的语境中有些格格不入。

    袁维不想认命，“在这样的山村，对科学的热爱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将会使学生受益终身”。

    在收入微薄的年代，他的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就就地取材。袁维的尝试始于与劳动教育的联姻。自幼就泡在庄稼地的他发现，学校附近的农户种土豆仍在使用传统的有土栽培，不仅艰苦，产量也提不上去。

    课堂上的知识有了生长的土壤，他在学校附近的空地上做起稻草全程覆盖免耕栽培实验。学生从家里带上稻草、粪便、铲子，在土地上耕作起来。

    种土豆不用土埋，学生觉得有意思，乡亲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趁着上课来看热闹。收获季节，一颗颗饱满的土豆被孩子从土里“捡”出来，乡亲们看在眼里，转头也学习这种新种植方式。

    那段时间，赤水大力发展竹纸浆产业，政府鼓励农民大力种竹子，袁维便带着学生一起种竹子；学生想学种花生，大家就一起种花生……2010年国庆，袁维带着学生考察赤水金钗石斛种植情况，他们参观种植基地，与村民、致富带头人、工人、技术员和老板深入交流。

    “既要学生物，又要有用。”袁维说，自己的课堂要与生产结合起来。

    真正与科学探究结缘起源于一次“灵异事件”。2008年春天，大雨过后的校园里漂起一层黄色物质，“老师，这是老天爷降下的不祥之兆，今年怕是有天灾了！”学生惶恐地跑来告诉袁维。是油菜花粉吗？袁维带着学生查文献，论证他的猜想，结果并非如此。联想到最近是松树开花的时节，他又让学生把水里的杂质制作成标本，再将附近山上把松树花粉制作成标本，在显微镜下对比。结果显示，引起恐慌的罪魁祸首正是松树花粉。

    第二年甲型H1N1流感流行，袁维和学生又开始研究病毒结构，趁着镇上赶集，他让学生做成宣传单发放，乡亲们边走边读，课本上冰冷的术语骤然有了温度。

    一段时间之后，学生上课变得积极了，经常追着袁维问科学原理，那种兴奋、好奇的劲头，在以前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过。

    改造我们的实验

    “带着孩子做科研。”当袁维把这个看似疯狂的念头向一些老教师吐露后，得到的只有不屑与蔑视。

    “你要搞科研？”

    “我就要试试！”袁维说。难归难，但就像石缝里的花，再难也要开。

    生物课上有许多探究实验，先把实验做好是科研的前提。那时的乡村学校，“讲实验”还是课堂的主流，教师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带领学生上手去做。

    袁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物质的匮乏，课本上许多实验步骤和方案难以百分之百地完成。他简单做了个调研，初中课本上要求做的实验，当时学校有36个做不了。将课本的实验进行本土化改造是可行路径，而要完成这样的转化，只能用课题研究撬动。

    一所学校的力量有限，那就跨校一起做。袁维联合毗邻8个乡镇的9位教师，大家先从七年级的实验入手，小范围开展简化实验的尝试。没有经费，大家一起凑钱，趁着节假日到办公室研讨，“有经验的说经验，没经验的提问题。”为了一个小实验，大家要坐在一起开好几次会，反复研讨尝试。就这样，一个松散的乡村生物实验联盟破天荒地在赤水的沟沟坎坎中组建起来。

    从一开始的简化到后期的原创，适合山里孩子的实验版本很快出炉了。在探究植物光合作用的实验中，课本上要求准备银边天竺葵，当地农村很难找到这种植物，袁维就将植物换成常见的卷心菜，以菜叶和菜心进行对比，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针对操作复杂的实验，他寻找替代的实验。探究唾液淀粉酶对淀粉的消化作用的实验中，标准流程比较复杂，在当时捉襟见肘的课时安排下，他索性大幅度简化实验流程，在强调卫生安全的前提下，让学生在嘴里含一会儿米汤，吐出来就能检验生物原理，5分钟就做完了需要30分钟才能完成的实验。

    与此同时，敏锐的袁维发现，书本内容与学生的认知有时候并非完全契合，这一丝缝隙会让学生理解不了真正的科学。课本上的玉米种子示意图是切面图，他觉得与现实中的原物有出入，就将真实的玉米种子（处于待萌发状态）泡水后一点点剥开，让学生直观地了解什么是胚，什么是胚乳，二者如何“紧密贴合”在一起……

    能够上手做实验让学生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难得的是学生也可以提出意见。袁维告诉记者，“学生是我课题不挂名的研究者”。

    课堂之外，他还是学生科技社团的指导者。2008年，袁维担任葫市中学教务主任，即使办学条件艰苦，他还是坚持组建生物科技社团。社团受到了学生的热捧，一个经常旷课的学生很喜欢社团活动，袁维说要多带他做科技活动，他就回来了。到2024年，这个社团已经成为全校规模最大的社团。

    人人都来做课题

    2015年的赤水市生物教师集中培训会上，大家普遍反映关于光合作用的5个实验难度很大，希望袁维能研究改良。袁维换了8种组合光源、试了10余种材料、更新了5代教具，重复9轮反复打磨效果，最终在全国科技辅导员创新成果竞赛上大放异彩，评委评价：“这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光合作用实验装置。”

    这些年来，袁维获得过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贵州省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参编过《生物学教师教学用书》……但比起一个人的成功，袁维更希望能够改变一群人。

    2017年起，他同时参与4个名师工作室，还成立了贵州省袁维名师工作室，成员均是相邻三县的乡镇学校教师。没有科研的传统和习惯，第一次正式带队伍的袁维也一筹莫展。他慢慢摸索，在每个月定期开会、培训中建立了课题研讨制度，引导成员一步步掌握科研方法。

    研讨的氛围极为活跃，袁维让大家畅所欲言，无论提出的想法多“奇葩”，他都鼓励大家思考，然后一步步论证。

    “我称为‘行动研究法’。”袁维先摸清每个人的底子，再分配课题、定期检查、组织复盘。几年下来，工作室的乡村教师人人都会做研究。

    思想的碰撞很快结出了果实。讨论中大家吐槽当地生物课程课时太少，没有把实验考虑进去。“做实验是很花时间的，时间少就会逼教师为了完成教学而放弃实验，只能通过视频或者演示的方式‘讲实验’。”袁维说。

    大家一起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最终遵义市的七年级生物课每周有了3个课时。

    在袁维的指导下，4名青年教师成长为高级教师，5人成长为省市骨干教师，1人获得省级学科竞赛一等奖，2项成果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如今袁维的名师工作室成员来自全省各个地方，共有173人。

    更让袁维高兴的是，2014年以来，他联合13所学校，通过20节示范课、29场讲座等措施，使县域实验课开出率由2014年的60%上升到如今的接近100%。

    袁维还记得，有一年赤水组织暑期教师培训，他拿出自己设计的简易教具，教现场的教师操作自己改良后的实验，接着又把自己的实验方案印发给大家。

    一段时间后，他去位于乡镇的赤水市第六中学检查工作，讲台上的生物教师正在用他改良后的实验方案教学。

    “那一刻，我真的很开心。”袁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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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维 中共党员，正高级教师，贵州省赤水市葫市中学生物教师，贵州省“黔灵名师”，贵州省袁维名师工作室主持人，2023年获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24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