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等政策文件落地，数字教材作为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职业院校推进数字化转型、变革教学模式的重要支撑。现阶段，职业院校已开发并应用了一批数字教材，对开发、使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总结经验、深挖问题，有助于建好、用好数字教材。

    夯实“好用”基础，数字教材开发应用成效初显

    职业院校积极开发数字教材并应用于教学，数字教材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在“十四五”国规教材中，数字教材从首批76种增至167种，增幅达119.7%；占比从1%提升至5.7%。2025年10月，教育部实施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公布了首批7本数字教材，标志着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开发已由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意志。各职业院校积极推动数字教材开发与使用，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十四五”期间累计开发57种数字教材。

    教材开发也从“院校单干”走向“校企协同”。调研发现，超过80%的职业院校数字教材引入了行业企业人员参与编写，部分院校探索建立了“企业专家定标准—学校教师搭框架—技术人员做载体”的分工协作模式。企业提供真实生产案例、操作规程等资源，院校教师将其系统转化为符合教学规律的课程资源，技术团队将其加工为可交互的数字产品，使数字教材的内容与产业需求之间的“距离”大幅度缩短。

    当前，数字教材的功能也日益完善。除了配备丰富的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源外，部分职业院校开始引入知识图谱、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即时测评、智能组题、学情分析、教材内容的动态生成等。如湖南铁道职业学院开发的《轨道车辆整车调试技术》配备虚拟仿真系统，支持学生在高度仿真的环境中反复演练调试工艺，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无缝衔接。

    破解“用好”难题，数字教材落地课堂仍有堵点

    不过，职业院校在使用数字教材过程中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部分职业院校存在“重形式、轻适配”的理念偏差，缺乏对不同学段、不同专业、不同学情的科学研判。有的不顾硬件条件和专业特点，盲目要求开发、使用数字教材；有的中职学校在基础设施建设、设备配置以及资源平台建设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制约了数字教材的应用。

    同时，职业教育数字教材使用呈现标准缺位、平台分散的特征。调研发现，数字教材分布在不同平台，其中出版单位自有平台占比最高。不同平台技术架构、内容标准、数据接口不一，导致数据不互通、格式不兼容，教师和学生使用不同数字教材需要在多个平台间切换，增加了使用门槛。

    部分地区和职业院校的数字教材开通率较高，但常态化教学应用频率偏低；部分教师对数字教材的教学理念和操作方法掌握不足，仍然依赖传统纸质教材和PPT讲授，数字教材在实际教学中成为摆设。调研显示，有图片、视频、动画等嵌入的数字教材占比虽高，但实际在课堂教学中被有效调用的比例较低。此外，受教师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和传统教学习惯的双重制约，教师使用数字教材的教学行为高度集中在多媒体内容展示、电子板书呈现、作业在线提交等浅层功能上，学生在使用数字教材时也以被动观看与跟读为主，缺乏主动探究、合作交流和批判性思维训练。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教材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面临“越位”隐忧。受行业企业技术快速迭代更新的影响，数字教材内容具有动态更新的特点，大大增加了审核的复杂性，面对海量的富媒体资源和外链拓展内容，“凡编必审”“凡选必审”的基本原则在高频迭代中面临执行难、易漏审的管理盲区，极易引发意识形态风险。另外，数字教材涉及的数据流转链条较长，任一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数据泄露。

    促进“好用”与“用好”贯通，协同发力提升应用实效

    质量是数字教材的生命线。亟须从标准体系、内容组织、开发机制、平台优化等维度协同发力，持续提升数字教材质量。应加快构建涵盖内容标准、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的分层分类标准体系，推进“三主编”协同开发机制，推动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联合开发教材，将行业企业最新技术标准、岗位规范和生产工艺流程脱密转化为教学内容。同时，建立行、企、校联合的教材动态更新机制，企业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反馈至教材内容，实现教材“随产业而变”。

    我国不同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不一，不同专业、不同学校发展差异较大，既不能搞“一刀切”式的行政命令，也不宜追求“全覆盖”式的硬性指标，而应因地制宜构建数字教材应用生态。东部发达地区及中心城市可率先开展全学科、多场景的数字教材深度应用，探索智慧课堂与数字教材的融合模式；中西部地区优先在条件较好的学校或学科中试点，注重数字教材与现有纸质资源的合理搭配。数字教材的推进也宜分专业展开。理论性强、逻辑性严密的专业，需要深度阅读的课程，建议优先选用纸质教材，数字教材作为补充；理论与实践并重、动态更新快的专业课程，可积极开展数字教材使用探索，避免各专业齐步走带来的适应性不足问题。

    平台建设方面，应坚持“标准引领、互联互通、集约共建”，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为枢纽，统筹推进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平台建设。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联合出版、信息技术、教育研究等领域力量，尽快出台数字教材的元数据标准、内容封装标准、交互接口标准，实现“一次开发、多平台适配”。依托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建立数字教材应用数据的汇聚机制，推动平台间数据互通。鼓励平台从“内容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型，为职业院校提供使用数据分析、教学诊断改进、个性化推荐等增值服务，建立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机制，对用户体验差、数据安全不达标的平台实行退出机制。

    教师是数字教材应用的关键。应将数字教材应用能力纳入职业院校教师国培、省培及校本培训必修模块，培训教师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学情分析、智能组卷、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推动教师从“讲授为主”转向“混合式教学”。鼓励教师根据教学实际，对数字教材进行内容增删、顺序调整、资源替换，将地方案例、校本特色内容嵌入数字教材。同时，改革课堂评价标准，将数字教材的融合应用深度纳入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从“是否有效调用了数字教材的交互功能”“是否通过数字教材促进了学生的深度参与和思维发展”等维度构建评价框架，引导教师从“会不会用”走向“用得好不好”。

    审核机制方面，应坚持凡编必审、凡改必审、凡用必审，形成覆盖数字教材开发、更新、使用全生命周期的审核闭环。组建涵盖课程教材专家、学科专家、出版单位、教师和技术人员等多方参与的教材审核队伍，对数字教材内容的政治性、准确性、科学性、先进性等进行审核，同时将技术审核作为关键支撑，重点审查技术规范性、功能可用性和安全可靠性。在开发阶段，政治审核专家应提前介入，实行分阶段、模块化的政治审核；在出版阶段，由专设的政治审核组进行独立、全面、系统的政治审查；在使用阶段，建立政治审核意见的“征集—研判—反馈—整改”闭环机制。针对数字教材动态更新的特点进行伴随式审核，对于涉及案例更新、数据刷新等非政治性内容微调，实行简化审核程序；对于涉及政治表述、政策引用、历史事件描述等内容的更新和修订，进行重点审核。

    （作者系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职教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本文系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开发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CSZDXM202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