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8日 星期三
让中国教育学“走出去”更“走进去”
——中国教育学话语传播体系构建推进会综述
本报记者 袁 媛

    日前,中国教育学话语传播体系构建推进会在京召开。会议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重要论述,总结交流经验,分析形势任务,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总督学王嘉毅出席会议并讲话。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国教育学亟须以深化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根基,创新传播路径,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拿稳中国教育学的“麦克风”

    在讨论中国教育学如何走向世界之前,一个前提性追问无法回避:我们究竟要传播什么?“如果知识本身缺乏原创性与解释力,话语传播极易陷入空转。”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建设课题组副秘书长邓友超指出,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彻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幽灵,确立基于中国实践的主体意识。

    近代以来,学界认知秩序根植于西方启蒙理性传统,然而随着启蒙理性描绘的进步图景在现实中不断遭遇挑战,知识研究领域开始解构普遍主义宏大叙事。邓友超强调,所谓“全球性知识”往往是成功扩展了实践网络的“地方性知识”。“知识的进步不应仅追求绝对增量,而应看重解释力的提升。中国教育学追求的进步,是对此时此地的新时代教育实践看得更深、说得更透、解释得更准。”邓友超说。

    这种进步性体现在时间向度保持当代敏锐,空间向度保持本土视界。“然而,与中国教育发展实力相比,我们的话语权尚不匹配。”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建军看来,当下中国教育学还存在实践丰富而理论供给不足、规模庞大而话语影响力偏弱、引进较多而输出较少的结构性矛盾。

    提升话语权的关键抓手,在于掌握学术议程的主导权。冯建军建议,建立本土教育命题与全球教育命题的转化机制,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具有全球借鉴价值的命题,将本土经验升华为回应人类共同关切的普遍性议题。同时,要主动参与国际学术规则的制定,依托自主知识体系对偏见性叙事进行学理纠正。

    打造“传声筒主阵地”

    中国教育学的话语传播离不开高质量的载体。

    “持续深化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就是要把中国教育创新发展的成就拿到国际学术舞台上去交流、共鸣。”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王卫权介绍,今年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展示了数字教育鲁班工坊、“高老师”智慧教师发展智能体,吸引了世界银行官员现场体验和点赞。在搭建传播载体的同时,高等教育出版社积极推动版权出海,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合作出版“中国教育”“教育中国梦”“中国学校研究”等系列书籍,做好中国教育学的发声与表达。

    作为话语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出版是中国教育学话语从本土场域走向国际空间的重要支撑。教育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郑豪杰介绍,从出版《顾明远教育思想研究》英文版到推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资深教授许美德领衔翻译《回望八十年——鲁洁教育口述史》,教育科学出版社以学术外译为抓手,致力于成为中国教育研究“走出去”的重要阵地。针对当前版权输出碎片化、传播单向推送、全球视野缺乏等短板,教育科学出版社设立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出版工程,遴选优质选题并将外译价值纳入评审标准。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评论(英文)》执行副主编张淼则提出了“破、立、畅、行”的四字策略。“破”是打破刻板印象,让国际学者独立发声,因为学术期刊天然具备更高的认知权威;“立”是提供用得上的思想支架,如重大政策的英文首发研究和可直接引用的综述数据;“畅”是推动全球对话,团结全球南方学者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行”是主动出海,利用数字化传播工具进行知识引流,探索多模态办刊新模式。

    数据显示,该期刊已有55篇论文被全球20个国家、43个权威机构的133份国际政策文件引用,显示出中国学者研究成果在全球教育政策领域的显著影响力。

    从“被看见”到“被认同”

    在技术变革与全球挑战面前,中国教育学不仅要有理论自信,更要具备方案供给能力。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主任张民选提出了“分享、分众、分语”的国际传播行动支点。

    发言中,张民选提到一个典型案例: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的英方领队黛比·摩根连续8年带队400多名英国教师到上海考察,推动合作共研数学教材、推广教研组经验,同时邀请上海教师赴英国示范教学,提升了英国教师数学教育水平,提高了英国学生在PISA等国际测评中的数学成绩,黛比也因此在2022年获得“女王生日勋章”。

    “‘分享’应成为核心理念,旨在让世界知晓真实立体的中国,引导国际学者研究中国教育成就背后的原因进而产生认同,最终使中国经验成为全球治理的案例和标准。”张民选说。

    在策略上,张民选强调“分众”,即关注不同受众的核心关切。研究者需要实证分析、决策者需要政策依据、校长需要操作手册、媒体需要故事叙述。如果只用一种产品对所有受众传播,就会导致传播链断裂。最后是“分语”,针对不同人群切换表达方式,避免使用带有居高临下意味的词汇,转而采用双向平衡的沟通方式。甚至“静默”也是一种语言,低调处理敏感信息有时比高调宣传更有效。

    只有在世界的坐标系中,中国教育实践所代表的类型普遍性才能更清楚地呈现。

    浙江大学教授阚阅从不同角度区分了“元素性承认”与“框架性承认”。前者指中国学者的研究融入国际共享的话语体系,后者则是指提出具有类型普遍性或一般解释力的原创理论范式,以中国学派、中国范式、中国话语体系的面目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中国教育学需要超越特殊性进入类型的普遍性,采取国际比较路径,在世界坐标中体现自身价值。”阚阅表示。

    本次会议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新时代教育思想研究中心、中国教育学建设课题组秘书处承办,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研究》杂志社、教育科学出版社协办。

中国教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