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学生主体性的式微

    一是智能语言逻辑下学生思维的趋同化。DeepSeek、豆包等实现智能的关键一步在于将人类语言转化为计算机可处理与操作的表征形式。当人类试图用人工智能一维的语言囊括人类复杂思维时，其固有的线性结构会自下而上逐渐规训和束缚人类思维。当学生习惯于浅表、链接式、碎片化的学习模式时，他们对自身思维过程的觉察、监控与调节会被削弱，作为主体性的元思考特性则会走向衰减。二是智能高效经验整合下学生实践的边缘化。人工智能以其显著的高效率特征逐渐使学生学习的过程囿于静态的概念性知识，学生并不理解概念背后的现实指涉，更没有与之相关的感官体验。当学生完全被技术理性主导，只追求效率和功能时，其感官会因为缺乏新鲜活泼的经验刺激而变得迟钝，也因对概念的浅表理解而难以构建意义世界。GAI本质仍是一种对人类已有知识组合下的回答，当把技术置于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地位时，它可能会把世界遮蔽起来，使学生缺少直接接触世界的机会。当学生面对开放性与复杂性难题时，探索的兴趣和质疑能力会逐渐消退，创新意识受到抑制，与他人之间的必要实践与交流也被技术所取代，就会直接阻碍自我实践主体性的发展。三是智能“拟人”魅影下学生情感感知的扁平化。人工智能的发明是人类追求绝对逻辑和计算主义的延伸，但生活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经验。当学生在技术所造就的学习舒适区得到及时且个性化的满足时，会逐渐丧失对生活世界的敏感性与开放性，失去对自由和美的精神追求，造成学生的主体性缺失。

    ➡摘自李森、王雪玮《数智时代学生主体性式微及其教学应对》，原文载于《教育研究》2026年第9期

    “非升即走”缘何水土不服

    哈佛、耶鲁等美国名校以终身教职评审难度而著称，形成“升的少，走的多”的现象，根本原因是美国至少有十几所水平相当的世界一流高校，彼此可以交换人才，从而形成了一个运作良好的“工作市场”。近年来我国高校开始推行长聘制，“非升即走”制度却出现了不少“水土不服”的现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只移植了美国制度的“躯壳”，并未深入理解其内在的组织和文化逻辑。与美国相比，我国高校地位分层明显更为固化，内部人事制度也十分复杂，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之下，很难实现类似于美国高校之间教师自由流动的“工作市场”。“非升即走”在国内高校逐渐制度化之后，它起到的似乎是一种反效果：一方面，有幸获得长聘的学者，每天还是要面对高校行政体制的重重枷锁；另一方面，处于“预聘”阶段的青年教师的日常工作则苦不堪言，在过分强调发表数量、引用率、期刊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下不堪重负。“非升即走”在国内高校长聘制中的应用，已经偏离了保障学术自由的初衷，反而与既有的高校科层体制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比某些美国名校更为严苛的考核体系。此外，由于我国高校职称评定具有行政审批性质，加之部分高校采取“批量招聘，限定通过比例”的做法，导致长聘评审的实际通过率较低，某些高校甚至将长聘制作为短期内增加学术成果、获取项目经费的考核工具。在这种学术考核体系之下，每个人都有危机感，缺乏对未来的预期。

    ➡摘自刘思达《“非升即走”的前世今生》，原文载于《读书》202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