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世说新语》，最先扑入襟怀的总是王子猷雪夜访戴那一身清朗月光。王子猷从酣眠中醒来，推窗一望，只见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忽然他来了访友的兴致，可是雪夜里这突如其来的兴致终究没有抵达朋友的门前，“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这些人活得让人羡慕：他们喝酒要到微醺，玄谈要言有尽意无穷，连雪夜访友也要让它变得具有诗意——另一次具有审美意义的夜访，发生在700多年后的北宋，那一夜苏轼去了承天寺。

    可《世说新语》所记述的又不全是清朗。在《世说新语》里，你会遇见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或在竹林中纵酒放歌，或在朝堂上直言犯上，或在乱世里守着一方小小的庭院谈玄论道……然而，他们的洒脱里藏着疼痛，他们在狂放时透着无奈。在魏晋那样一个乱世，人命微浅甚至不如朝露，今夜能够饮酒玄谈，明天也许就看不到升起的太阳。于是，士人选择以旷达对抗生死，以审美消解暴力，以务实抵制威权。

    从这个意义而言，《世说新语》并未教人如何获取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引导人珍视兴之所至、倏忽往来的刹那兴致，教人在有限之中体味无限，在琐碎之中持守风流。魏晋士人并未从其所处的时代中抽身遁逃，而是义无反顾地深入其所置身的名教和世俗中，冀以自身微光重新照亮那个腥风血雨、暗无天日的时代。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虽与《论语》四科的名称一字不差，却被刘义庆赋予了新的内涵。

    郑玄注《周礼》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德行是魏晋士人所持守的那一点孤贞——譬如王子猷的雪夜之兴；“政事”门所记录的则是魏晋士人将这份孤贞施之于政的痕迹。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冉有、子路所学无非辅佐家臣之职分，然而到了刘义庆笔下，舞台中央已是手握实权的门阀名士，他们身处八王之乱后的残山剩水，以及门阀间犬牙交错的微妙平衡。比如，陈仲弓任太丘长时，有小吏诈称母病告假，事觉之后竟被判死刑，主簿以为量刑过重，陈仲弓答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又如王安期任东海郡守时，有犯夜者被执，讯知其乃读书人，王安期非但不罚，反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一杀一放，判若云泥，细品之下却并不矛盾——陈仲弓诛品性之恶，王安期护向善之诚，二人心中那把尺子始终是直的，只量人心，不量罪条。

    此外，“任诞”门54则逸事，满纸都是不守礼法、纵酒放达的身影。鲁迅先生说得透彻，名士饮酒放达，“其根本处，是为了一面与社会斗争，一面与社会不接触”。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把生命价值从结果拨回到过程本身；刘伶裸居屋中，旁人讥笑，他反而回答“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以荒诞的身体语言说出对世俗礼法的彻底不合作。

    从“政事”到“任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司马氏以“名教”之名行篡弑之实，士人要么选择在政务中审时度势、以权变守底线，要么选择以放达的姿态宣布不合作——二者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完整的魏晋风骨，它是士人在政权更迭频繁、动辄得咎的夹缝中，以人格自觉对抗外部重压、以生命实践完成精神超越的独特方式。

    这一切的背后，站着心事重重的刘义庆。刘义庆是刘宋宗室，亲历宋文帝对宗室诸王的猜忌屠戮，于是选择“不复跨马”，招聚文人、寄情文史。陈寅恪、田余庆等史家曾点破他的心事：刘裕家族出身寒门武将，文化底蕴不足，取得政权后要向高门士族靠拢，刘义庆编纂《世说新语》本身就是一次文化建设。更深一层，他在“政事”门褒扬宽仁包容，在“任诞”门记录纵酒放达，实则借前朝旧事委婉规谏当世。元人虞集说：“魏晋诸人，所以为此者，诚有见夫世之难处，而思托于酒以自放焉耳。”刘义庆同此心、同此理，他把魏晋士人那种以旷达对抗虚无、以审美消解荒诞的作法一一收进《世说新语》并留给后世。

    政事也好，任诞也罢，隔着千年的尘埃依然能够照亮后来者的内心。而这，大约就是《世说新语》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了。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芮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