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世称“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人才辈出。两宋三百余年间，科技精进与人文昌明并辔而行、交相辉映，共同绘就了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璀璨夺目的一页。学界对宋代文化的研究早已硕果累累，但如何把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真正打通进行“交融”研究，仍蕴藏着巨大的探索空间，也是当代学人继续努力的方向。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素以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为志业，始终关注并推动这一议题的深化与拓展。吕变庭教授新著《宋代科学与人文丛稿》（多卷本，即将出版），正是回应这一时代课题、以“交融”立论的厚重之作。丛书收录《程朱理学与理范型》《〈营造法式〉五彩遍装祥瑞意象研究》《宋学讲习概论》《杨辉算书及其科学思想研究》《日本汉方医学发达的宋代新儒学背景分析》五部著作，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勾连，共同围绕“宋代科学与人文‘交融’发展”这一主题，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多学科地立体聚焦，为读者徐徐展开一幅宋代科学与人文交融发展的文化长卷。

    理中有数，数中有理：理学与科学的相融相济

    宋代科学与人文的交融涉及领域很广，涵盖哲学、天文、历算、医学、营造等，其中科学与理学的关系最为复杂。长期以来，学界对此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即“相斥”与“相融”，直到今天仍有理学阻碍科学发展的议论。

    吕变庭教授在《程朱理学与理范型》中提出“理范型”概念，内涵丰富，牵涉天理、性、气、象、数、乾坤等范畴，需要处理道与天理、气与性、阴阳与五行、数与象、性与天道、乾坤与天地万物等一系列关系，其中科学与人文“交融”发展的内容一目了然。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到朱熹的《朱子语类》，无论经过多少环节，理学家重视科学与人文思想的相互渗透是毋庸置疑的。更重要的是，理学中的“理”兼具形上形下、义理数理的双重性格，能在体悟天人关系的同时融汇科学思想的精髓。就此而言，这部著作不仅廓清了“相斥”论的误判，也为“相融”说提供了坚实而系统的学理支撑。

    画里见法，法里见艺：艺术与科学的相得益彰

    如今，人们谈起“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张口就是达·芬奇、拉斐尔等，很少想到宋代的郭忠恕和李诫。吕变庭教授在《〈营造法式〉五彩遍装祥瑞意象研究》一书中，不仅讲到宋代绘画的“叠晕之法”，更推崇《营造法式》所体现的精确性极高的界画规范。在他看来，郭忠恕的界画足以与达·芬奇的人体画相媲美。界画以界尺引线，笔法严谨，把营造的工巧与绘画的精微融为一体，正是科学与艺术相辅相成的绝佳印证。既然学界公认达·芬奇“执着地把科学与艺术相结合”，那么郭忠恕、李诫也应并称，同属把科学与艺术熔于一炉的人文主义典范。由此可见，两宋的工匠艺术之中，科学与艺术不但互不妨碍，反而相得益彰。

    算诀入民，智慧入心：实用算学的人文化成

    对于宋代的科学成就，除了指南针、活字印刷、火药三大发明外，苏颂的水运仪象台、苏州石刻天文图、秦九韶算法、杨辉三角及纵横图等也常被传为美谈。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以筹算为工具的实用数学应运而生。杨辉是南宋后期的地方官吏，长期与乡村百姓打交道，亲眼看到百姓因筹算繁杂而耗时费力、频频出错，于是立志简化算法，让高深算学走进寻常百姓的头脑。为此，他把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在《杨辉算法》一书中化繁为简，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大量算题编成口诀、歌诀，对明代算学乃至“和算”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也正是科学与人文在日常生活中交融的生动注脚。

    儒学东传，泽被东瀛：宋代学术的海外回响

    宋代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发展，也深刻渗透进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全过程。从胡瑗创立“分科教学法”开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虽然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但二者的联系却更加紧密、渗透愈发深厚。因此，吕变庭教授的《宋学讲习概论》没有写成人文思想发展史，而是努力从各个学派的人文思想中发现独特的科学元素。他把王安石新学与北宋中期的科学发展、朱熹理学与南宋中后期的科学发展相对照，发现二者都诞生于两宋科学发展的兴盛时期。这恰恰说明，人文科学的发展需要依赖科学的支撑。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典籍的海外传播及其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宋代科学与人文丛稿》是吕变庭教授继十卷本《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史研究》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其价值不仅在于分量厚重，更在于提出了“宋代科学与人文交融发展”这一学术新议题，为两宋文明研究打开了新视野、新天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乐见其成，也愿以此为契机，与学界同人共同推动宋史研究的繁荣发展，续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