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23个省份的303份《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简称《规则》）的（学校）实施细则文本进行分析，发现存在着“实施细则越细越好”“教师惩戒自由度越小越好”的氛围，呈现出意图消灭自由裁量的严格规则主义倾向。然而将规则绝对化、神圣化，既不科学也不切合实际。教育惩戒立法者不可能对其每一环节甚至突发情况作出详尽无遗的全面规范，语言表述的局限性也将导致规则在适用中的模糊性。严格执行规则，强调规则的形式理性，往往容易湮灭执行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背离严格规则背后的初衷。“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作为把“死”的规则适用于“活”的教育现象的有效方式，保持适度的自由裁量空间是实施细则有效规制教育惩戒行为的最优选择。其裁量基准不是生硬的条条框框，而应充分体现本地、本学校的发展特色和文化传承，具备人性化的引导和关怀。一是裁量基准设置上避免机械僵化。要尽可能避免违规行为与惩戒措施“一对一”的刚性对应模式，预留自由裁量空间，给予教师适当的选择权。同时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以民主征询方式采纳学生的合理化建议。二是裁量基准执行上避免简单公式化。公式化往往会引起使用者的思维惰性和套用惯性，压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思维和创新意识。教育惩戒裁量基准本质上是当地教育惩戒实践的经验总结，需要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避免公式化、简单化倾向，避免“一刀切”，避免生搬硬套，才会收到较好的惩戒效果。

    ➡摘自陈娟《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的规制与优化——基于实施细则的文本分析》，原文载于《教育学术月刊》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