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纵深推进,数字负担逐渐浮现于教师的日常专业生活之中,对于此类新型负担的系统治理成为教育领域热点关注的议题。既有研究尝试从技术、制度、主体等维度出发,形成对教师数字负担治理的多维阐释,初步形成了学术观点上的治理探讨,为治理活动的陆续展开提供启示。 然而,面对具有碎片化、隐蔽性特征的数字负担,对其的识别与干预却颇为不易:一方面数字负担类型多样,分散于不同的数字空间之中,若治理活动仅限于零星技术改良、个别制度调整以及单一主体参与,未必能使教师的感受发生较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区别于具有操作性的评价指标,教师数字负担在部分情况下难以被迅速识别,这就使纯粹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未必可行,倾听一线教师的心声或是重要途径。 有鉴于此,以系统治理应对教师数字负担成为未来改革的重要方向。何谓系统治理?究其实质,即在共同的治理愿景下,多类治理主体建立紧密协同关系,在厘清权责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上下互动”等方式实现。从特征上看,系统治理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等特点,这也是其相较于其他诸多教师负担治理类型的重要优势。新世纪以来,系统治理已被多次引入教育领域,受到教育领域研究者的关注。从指向上来说,其指向教育治理的分散化,为应对碎片化、隐蔽化的教师数字负担具有重要启示以及导向价值。不可否认,理念上看似完美的系统治理,在实践过程中却可能出现难以落地的情况。 为此,笔者率先将系统治理理念应用到教师数字负担治理实践,通过多轮行动研究不断尝试多类系统治理的可能性,从中挖掘教师体验较好、学校管理者反馈积极的系统治理方案,提炼出教师数字负担系统治理的中国经验。 从系统治理的主体维度分析,传统意义上的教师负担治理,治理主体主要为教育行政部门人员与学校教育管理者。然而,对于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压力,如果还是倚赖原来的模式,则无法形成多角度的识别与优化。在改革实践中,多类主体被纳入治理活动之中,除了常被提及的教育管理者之外,高校研究团队、技术企业、教师自身也应积极参与进来,AI智能体作为“类主体”亦应被纳入其中,形成教师数字负担治理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学校中层管理者作为连接学校领导与一线教师的重要主体,在推动治理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系统治理的规则维度来说,长期以来教师负担治理多通过行政指令驱动治理行为,侧重于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在提升治理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忽视来自一线的诉求与变化。因此,系统治理强调上述多类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通过相互之间的合理分工,有利于将治理目标真正转化为治理实践。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通过倾听一线教师的诉求、高校研究团队的专业介入、技术企业的数字指导、AI智能体的及时反馈等,重构教师负担治理的权责关系,形成上下互动式的治理行动路径。 从系统治理的分工维度而言,过往的教师负担治理重视教育行政部门人员和学校教育管理者在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其在监督、引导方面发挥的作用。事实上,数字负担的碎片性与隐蔽性对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多主体的协同配合。除了上述提及的主体之外,学校中层管理者可主动推进改革的进程,促使一线教师定期表达自身的数字诉求,为持续优化数字产品提供实践反馈,技术企业则在收集反馈的基础上,形成对数字产品的迭代与优化,高校研究团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观察者、分析者以及评估者的角色,为数字负担治理的推进提供专业判断与建议。此外,借助海量的数据基础、富有针对性的提示词等,AI智能体还能协助诊断教师数字负担的多类来源,并为实现教师数字减负提供技术助力。 综上所述,教师数字负担系统治理的中国经验可概括为“学校中层引领—多主体协同—上下互动—差异化分工”。通过对治理主体的扩充与延伸,实现多层级、多维度的治理。同时,重构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提升多类主体的治理参与度。不仅如此,不同专业力量的加入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治理活动的实效,各类主体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学校中层管理者则是治理生态中的关键主体,其直接推动着上下互动式治理活动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若要实现系统治理的常态化,须在厘清各类主体参与动机的基础上保障各类主体的合理权益,从而形成教师数字负担系统治理的中国道路。 (作者分别系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副教授,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五常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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