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老师是东北三省教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只有中专学历，可以说是“自学成才”，性格豪爽、开朗，人如其名。

    我人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在李老师指导下发表的，当时对硕士没有发表论文的要求，只要印成铅字即可算作“研究成果”。当我硕士读到二年级时，李老师就开始带我游学。1986年秋，从兰州、西安、成都、武汉、北京，一路下来结识了许多中国高教界的大家。这一次游学让我走出了黑土地，领略了大西北、大西南等地的风土人情。在兰州，白天看黄河铁桥和黄河母亲雕塑，晚上游白玉山；在成都，参观杜甫草堂、武侯祠和锦江公园；在西安，看兵马俑和大雁塔，吃正宗的羊肉泡馍；在北京，参观电视剧《红楼梦》拍摄地大观园……最有意思的是，一次乘火车时，我们去餐车吃晚饭，我手里拎着酒瓶走在前面，乘务员说要打烊了。看见李老师进来，服务员小声嘀咕：这个人好像是曲啸——当时的一位全国“红人”。我们也没有解释，只是默默坐下，乘务员也没有“赶”我们走，很快为我们上菜，我们边吃边偷着乐。游学回来我才知道，此次出行之前，学校已经通知李老师不当系主任了，可一路上我却没看出他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

    李老师看上去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学者，更像一位学界“侠客”，既做学问又做生意，很有经济头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值许多高校“破墙开店”，李老师便在沈阳师范学院旁边开了个小书店，主要经营中小学教材和儿童读物，收益十分可观。

    李老师喜欢喝酒，看他与别人喝酒或斗酒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一次，我们从重庆坐船顺长江而下，李老师想喝酒了，因为只有一个酒杯，他就把酒瓶的瓶盖给我当酒杯。旁边的人从来没见过这等“阵仗”，好奇地看着一老一少频频“碰杯”。李老师喝酒是有“仪式感”的，往往需要四个步骤：先喝鸡尾酒开胃，然后红酒，之后白酒，最后啤酒。2007年10月，我与北航的赵婷婷教授、北大的施晓光教授回沈阳参加一次会议——几个人都是李老师的学生，有些“衣锦还乡”的味道。李老师见我们一起回来十分高兴，虽然已吃过晚饭，可他非拉着我们几个喝酒，再一次演练了喝酒的“四部曲”，直到一醉方休。

    我与李老师在一起吃饭不计其数，喝酒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唯一一次见他不喝酒是在我博士答辩之后的宴请上。李老师事先已经隐隐约约知道了我的博士生导师潘懋元教授有意叫我去厦门大学工作——因为我当年是定向委培生，这件事办起来很棘手。所以宴请一开始，李老师就明确表示“今天中午不喝酒”，潘老师见此情景也只好表态“今天不谈工作”。可以说，与李老师一起喝酒，喝的不仅是酒和情，还有“原则”。

    关于李老师最难忘的记忆是1997年9月。那时我正准备从沈阳调到厦门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颇有些纠结，学校领导和一些同事劝我不要走，唯独李老师一直非常坚定，他的理由是“厦门大学平台好，你应该走，不必纠结”。临别前一个月的饭局较多，李老师几乎都会作陪，酒喝到动情时，几次给我唱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场面十分感人。

    在李放老师90岁生日时，全国各地的学生赶回沈阳为老人家祝寿，有一名学生带了一幅书法“善师以灵”送给他。我上午参加完李老师的生日活动，下午赶回厦门，晚上到家突然接到他女儿的电话，问我有没有看到那幅“善师以灵”的书法。我回答没有，心里很奇怪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李老师的女儿到厦门出差，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那次生日活动收到的礼物中，李老师最在意的就是那幅书法作品。大家走后子女开始整理礼物，唯独缺了那幅书法，李老师竟然急火攻心被送进了ICU。好在后来书法找到了，李老师也康复了——这就是我的李放老师。

    当李放老师的硕士有两年时间，加上在一起工作的八年时间共计十年，他的一句话让我受益终身：“做高等教育研究，要把一切社会现象与高等教育活动联系起来，要从高等教育现象看到背后的社会因素。”他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也把这句话告诉了我的学生。

    （作者系厦门大学原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