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我刚高中毕业不到一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上了民办教师，每月工资5元钱，还有大约半个劳动力的工分。任教的学校是河南省清丰县阳邵乡寒泗滨村的联中——所谓联中，就是由距离相近的陈庄、报录、寒泗滨3个村子一起办的联合初级中学。学校坐落于寒泗滨村西头一座破庙的院子里，除了寒泗滨村的小学生占用4间教室外，另有2间是教师办公用房，其他一排两大间教室就是3个村的初中学生了。

    刚到学校，校长让我担任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师。开始不敢面对学生，登上讲台眼睛就不由自主望着屋顶，自顾自地讲课，学生在下边窃窃私语我也全然不知。校长听说后找我谈话，提醒我讲课时一定要“眼里有学生”，要观察每一个学生听课时的表情，这样才能知道自己的讲课效果。

    讲课状态适应了，但还不会管学生。一次下课，学生都拥挤着往教室外跑，一个调皮的男生将另一个男生的裤衩拽了下来，全班学生哄笑不止。我拿着教鞭跑过去，把那个调皮的男生狠狠揍了一顿，男生疼得哇哇直哭。校长听说后又来找我谈话，这次不是提醒而是批评：“你怎么能实打实地打学生呢？吓唬吓唬他就行了。孩子还小，要以教育为主。”

    从大胆登台讲课到耐心教育学生，很快也就适应了。此后，我的教案写得有板有眼，课也上得有模有样了。学生尤其喜欢上我的写作课，我就给他们讲我的“创作”故事——

    高中毕业后我回家务农，但仍然喜欢写诗歌、小说、散文。当时没有钱买稿纸，街上到处贴着“大字报”，白纸、粉纸、黄纸、绿纸都有，而且每张“大字报”下边都有一部分“接下页”的空白纸。白天不敢揭，我就半夜起来，偷偷把“接下页”的空白纸撕下来，回家用锥子扎个眼，再用麻绳穿起来，装订成自己的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后来，我每天坚持写作，还会挑选一些作品寄往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投稿。

    一开始，编辑都是在退稿信上写“聂延军同志”几个字；慢慢寄出的稿件多了，编辑退稿就只写“聂同志”，下边填年月日；再后来，我还是坚持寄稿子，可等来的却是一个字也没有写的退稿信——“聂”字没有写，就连年月日也没有了。

    一天我在地里干完活回家，村里人都在街道两边吃早饭，见到我便端着饭碗站起来说：“你这孩子了不起啊！”看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他们接着说：“‘匣子’里广播你了！”我当时别提多高兴了，扛起铁锹便大步流星地往家跑。

    学生特别喜欢听我讲故事，校长又把两个班的作文课交给我。于是，我组织学生尽量多读一些课外书，并让他们坚持写“每日一诗”“每日一文”，还要每周开展一次“赛诗会”和“作文交流会”。80多个学生的作文，我都坚持一对一面批面改，常常与学生聊到很晚才回家。

    后来，校长又让我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我干脆用玉米秆在办公室里搭了个地铺，带上红薯和窝头，吃住都在距家不足一公里的学校里。一个冬天的傍晚，我一边啃着红薯，一边在煤油灯下批改学生作文。忽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同事徐老师。他站在门口端着一只大碗说：“你离家这么近还住在学校，我让你嫂子给你弄了点葱花、油、盐拌了拌，蘸着好吃一些，你改善一下伙食吧。”我接过大碗，心里顿时感觉热乎乎的——这哪里是油拌葱花，分明是徐老师对我这个年轻教师的认可啊！

    我不仅认真上好每节课，还在学校成立了“学习雷锋”小组，每周三、周五下午放学后，都会带着学生到3个村的军烈属、五保户家中干家务，帮助他们挑水、磨面、扫院子、剜猪圈。后来清丰县评选先进教师、先进集体，经学校推荐、乡教办审核，我作为全县的先进教师代表出席了清丰县“双先”表彰大会，第一次戴上了大红花，心里充满自豪和幸福。

    简简单单的一段教育经历，平平常常的一段人生旅程，但也验证了许多道理，奠定了自己扎扎实实的人生基础和富有责任心的人生底色。这也许就是人生的教育责任吧！

    （作者系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