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实施中国教育品牌培育计划”。2009年以来，中国学生在PISA测试中屡次拔得头筹，研究界普遍认为这一卓越成就源于中国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师的教学能力与专业素养是学生学业成就的核心驱动因素。这一结论进一步在上海教师参与“教师教学国际调查”的卓越表现中得到印证。

    中国学生与教师在各类国际评估中的持续优异表现，为中国教师教育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教师教育作为中国与国际组织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推动全球教育发展，特别是在对非教育援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中国已在南苏丹成功协助建立了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并在坦桑尼亚等国协同国际组织开展教师培训工作。然而，项目推进过程中，一个显著的问题逐渐浮现：在职教师参与教育援助的制度性支持不足，基础教育教师在援助项目中的“可见度”较低，影响了教师教育援助项目的整体效果。

    中非全方位合作的现实需求，将基础教育教师参与对外援助提升至塑造“民心相通”的基石性工程，不仅为深化教育合作开辟了新路径，更为提升中国教师教育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供了战略性契机。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15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4年9月中非关系迈入“全天候命运共同体” 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非教育合作从高等教育向基础教育领域延伸，在非洲“新生代”中培育广泛的友华群体，成为中非关系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通过制度支持基础教育教师的深度参与，不仅能够填补在“新生代”中人文交流的空白，而且能使援助资金在推动非洲国家发展的同时，成为提升本国基础教育教师素质与能力的国际化平台，进而反哺本土教育事业。

    制度赋能，构建教师参与教育援助国家行动框架

    当前，在职教师参与对非教育援助缺乏制度支撑，我国亟须建构“法理—技术—专业—职业发展”四维联动的制度框架，以破解教师跨境流动的科层困境。在实践层面，随着中国基础教育先进经验在全球获得广泛关注，中国教师教育已经树立起卓越国际声誉。自2013年“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中非在基础教育领域交流合作日益紧密。早期合作多为行政指令下的项目设计，主要通过组织非洲教育工作者来华单向观摩，参与深度停留在表层认知。近年来，为满足非洲对优质基础教育的需求，双方新增了合作形态，开展了系列教师培训合作项目，如“中非STEM教育教师培训”和“非洲教师教学技能竞赛”等。然而，随着合作的深入，有效派遣中国基础教育教师志愿者赴非交流合作面临的挑战凸显出来，建议通过四重赋能构建嵌套式政策网络，实现路径突破。在法理赋能方面，制定《教育援外人员条例》，建立教育部、商务部、文化部等部门协同机制，明确教师海外服务的薪酬、培训、安全、保留国内教职等方面的规定；在技术赋能方面，开发教师跨境数字孪生平台，实现“云端教研共同体”的持续专业发展；在文化赋能方面，建立中非教师叙事数据库，解构跨境教学实践智慧；在职业发展赋能方面，建立职业衔接制度，比如海外服务年限与国内职业教龄的加权换算机制、跨文化教学经历纳入职称评审指标，规定回国教师须完成“经验转化报告”并参与校本研修等。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确保教师“愿往、能往、返归”，形成良性循环，实现教育领域 “民心相通”。

    专业共生，对在职教师参与中非合作的认知转换

    政策执行效能的多级认知传导机制受制于参与主体的认知差异，行动者的观念是政策执行的关键。中非教育合作在国内存在某些误解和误读，部分人单独视其为援助与被援助。因此，需要通过主流媒体的价值引领、自媒体等渠道的经验共享，强化话语体系建设，超越援助叙事，转化教育部门和教师的认知范式，重构对非教育援助的认知框架，将其重新锚定为中国教师教育国际化的路径——教师实践性知识创新的跨文化实验场。从必要性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驱动下，基础教育国际化具有双重嵌入性特征：既受全球公民意识培养和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影响，又根植于本土《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战略需求。在此背景下，教育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领域之一，中小学教师作为推动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核心力量，在职教师参与中非教育合作具有多重效应。微观层面，通过志愿服务构建的跨文化实践场域，教师可获取实践知识，掌握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教学方法；中观层面，合作项目形成的制度性资本可反哺校本国际化建设；宏观层面，教师个体的跨文化资本积累将增强国家软实力投射效能。

    范式创新，建设人机协同教学创新共同体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教师教育合作正经历从资源叠加向范式重构的质变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信托基金项目以“加强教师培训，缩小非洲教育质量差距”为目标，通过政府—国际组织—技术企业共同构成创新三螺旋，构建了新型合作范式：其一，创建分布式知识库系统，实现教学资源的智能匹配与动态更新；其二，搭建多模态交互平台，连接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等30所教师教育机构形成协同网络；其三，开发能力建设研习营（累计培训10400名教育者），其课程体系嵌入人工智能伦理模块。中非教师合作面临的地理阻隔与文化距离双重挑战，加速教育合作的数字化转型是双方应对挑战的共同选择。基于AI技术的智能辅导系统，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年在尼日利亚的人工智能课后辅导系统已证明：基于AI的教学模式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成效，教师也由最初的担忧转变为认识到潜力，并认识到人类教师与AI协同在学生学习指导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作为人工智能教育先行者，在合作过程中应主导构建人机协同教学创新共同体。在中非基础教育合作进程中，中国教师深度参与其中时，需要敏锐洞察并充分认知非洲需求上的这一重要转变。鉴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取得的卓越成就，中国教师应与非洲各国携手共进，基于非洲国家的具体国情，构建基于人机协同的示范性教学平台、教师培训平台等教学创新共同体。人机协同教学创新共同体旨在凭借科技力量与卓越质量，引领教师教育变革迈向新的发展趋势，进而提升中国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这种技术赋能的示范性创新共同体，不仅重塑了南南合作的知识生产模式，更将推动教师发展理论从能力本位向智能素养本位演进，从而从内涵上引领中国教师教育品牌的建设。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高质量教育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