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某中学10余名在校生私下结成小团体，张某是该团体成员之一。因怀疑同学孙某向老师举报其私藏手机，张某在课间将孙某约至厕所，对其进行威胁恐吓。孙某否认举报，张某便警告道：“这几天放学路上小心点！”随后，张某纠集团体其他成员，将孙某带至学校小树林内实施殴打。孙某将此事告知老师后，老师仅作了口头批评教育，认为这仅是同学间的普通冲突，未再作进一步处理。数日后，张某等人以孙某“告状”导致自己被批评为由，再次将孙某带至校外进行殴打，并威胁称：“如果再报告老师，我们就打断你的腿。”此次殴打造成孙某多处软组织挫伤。孙某随后将张某等人及学校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各被告共同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学校在事件发生后未采取有效管理措施，应承担相应责任，遂判决学校与其他被告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那么，这起事件如果是发生在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简称“新法”）施行后，学校的处置方式应当作出哪些调整？若处置不当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根据新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依法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可依法执行行政拘留处罚。新法第六十条则规定：“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明知发生严重的学生欺凌或者明知发生其他侵害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按规定报告或者处置的，责令改正，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建议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

    显然，新法施行后，学校对这起欺凌事件的处置方式必须从“内部消化”转向“依法处置”。在首次接到孙某关于被威胁和殴打的报告时，学校就应立即终止仅作口头批评的“和稀泥”做法，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并配合警方介入调查。鉴于张某等人实施了两次殴打且造成伤害，已符合新法中“情节严重”的情形，公安机关可依法对已满14周岁的欺凌者适用行政拘留，学校应配合完成证据固定和后续的矫治教育工作。此外，学校因前期未按规定报告和处置，相关负责人还将面临行政问责风险。总之，学校不能再将此类事件简单视为学生冲突，而必须依法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借助司法力量进行干预和矫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推动学生欺凌防控从“校规约束”迈向“法治刚性治理”，将欺凌治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法治高度，对学校的防治责任提出了全新要求。为此，各学校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学生欺凌治理工作。

    首先，厘清法律界定，从“内部处理”转向“依法识别”。新法已经明确了公安机关要介入处理学生欺凌。对学校来说，第一步是建立准确的识别机制，把普通的打闹嬉戏与真正的学生欺凌区分开来。按照规定，学生欺凌是指学生之间发生的，在年龄、身体或者人数等方面占优势的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对另一方实施欺压、侮辱，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核心特征在于力量上的不对等性、主观上的故意性、行为上的欺压性和后果上的伤害性。学校应成立由法治副校长、心理教师、教师代表等组成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及时对疑似事件进行调查认定，避免将欺凌简单归类为“玩笑”或“矛盾”而草草处理。

    其次，把握惩戒与教育尺度，配合落实“分级干预”。新法对未成年人涉及违法行为的惩戒标准做了调整。学校要主动了解相关规定，配合公安机关，根据欺凌行为的严重程度，分层次、分情况进行干预处理。对于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学校应当对欺凌者开展批评、教育，责令其向被欺凌学生当面口头或书面道歉，取得谅解。对于反复发生的一般欺凌，可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对于情节恶劣造成明显身心伤害的严重欺凌，学校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加强对学生的警示教育，真正起到震慑作用。

    再次，强化“强制报告”义务，摒弃“捂盖子”心态。新法明确了学校对严重学生欺凌事件的依法报告和处置责任。学校必须摒弃因担心声誉受损而隐瞒不报的惯性思维。要把报告流程规范化，制定清晰的校园欺凌处置指引，把“发现—制止—通知家长—调查认定—向公安、教育部门报告”这一流程明确下来，确保一旦发生严重欺凌事件能第一时间依法启动报告程序。

    最后，建立长效机制，将防线前移。学校平时要主动对接公安机关，邀请法治副校长走进校园、以案释法，重点解读新法中“年龄不再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免责金牌’”的相关规定，切实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敬畏之心；完善各项预防制度，定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排查和校园隐蔽矛盾排查，精准捕捉欺凌苗头，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把欺凌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作者系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