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秋天，我走进江苏省泰兴市鼓楼小学的大门。那天，阳光的颜色我已记不真切了，只记得手里紧攥着教案，心跳加速。不到20岁的年纪，心里满是对语文的痴念——念了十几年书，读了那么多美妙的文字，终于轮到我把它们讲给孩子听了。 命运待我不薄。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我便捧回省录像课评比一等奖。此后，我又多次面向全市开课、斩获市级教学基本功竞赛一等奖……那时走在校园里，我的脚步都是轻盈的，以为语文教学就是如此——你热爱，你投入，鲜花和掌声自会纷至沓来。课堂上，我带着孩子读山川风月、品人间情味，看着他们小手高高举起，听着他们用稚嫩的声音朗读课文，心里满是欢喜。 那时，我自认为是从容的，也曾被听课的老校长评价：语文底子好，基本功扎实，更难得的是有教学智慧，课堂上遇变不慌。我曾以为这份从容会一直陪伴着我，直到那场泰州市青年教师语文优质课比赛。 我选的课文是《军神》。为了这堂课，我经常在深夜对文本研读了一遍又一遍，过渡语推敲了十几遍，每个环节都烂熟于心。我渴望在那个舞台上展现自己对语文的理解。 赛课那天，一切如我所料，进展顺利，学生沉浸在刘伯承的坚韧品格之中，课堂按照我预设的节奏走向高潮。 就在这时，一只小手高高举起。 “老师，他说刘伯承是神经病。” 那个清脆的声音穿过教室，全场顿时安静下来。我站在聚光灯下，大脑一片空白。平日里那些教学机智、从容引导，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张了张嘴，却不知该说什么。台下是评委和同行，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我慌乱地让学生坐下，草草带过这个问题，便继续推进教学流程。 课堂依旧“完整”，奖项依旧到手。可站在领奖台上，我的心却沉到了谷底。 那个学生清澈的眼神，那个被我敷衍的问题，成了我心中长久的刺。每次想起，都觉得心里发闷。课后我反复追问：为什么平时能做到的，到了赛场就做不到了？为什么面对童心的真实声音，我却选择了逃避？ 后来我渐渐明白，那节课我太想“赢”了，太想呈现一堂“完美”的课，太在意评委的目光，太执着于预设的流程。我忘了，真正的语文课不是表演，而是相遇——与文本相遇，与学生相遇。那个学生脱口而出的话不是冒犯，而是他最真实的思考，而我却辜负了这份真实。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要教儿童用心灵去认识世界，用心灵去了解别人，这是一种最细致的教育本领。”那堂课让我真正懂得，这“细致”的前提是看见——看见每一个学生的真实，听见每一句童言的价值。 那以后，我开始沉下心来。我不再执着于赛课奖项，不再追求课堂“完美”。我买来教育教学期刊和专著一本本翻阅研读，把优秀课例反复观摩，记录下名师处理课堂生成的方法、回应学生意外提问的思路和技巧。我把那次遗憾写进教学反思，时时提醒自己。 慢慢地，我发现我的课堂变了。我不再急于推进教学环节，而是真正去倾听学生在说什么。当有学生提出我意想不到的问题时，我不再慌乱，而是蹲下来问：“你是怎么想的？”课堂上开始有了更多真实的对话，有了思维碰撞的火花，有了课前不曾预设的精彩。 一次，我们学习《半截蜡烛》，讲到伯诺德夫人一家为了保护情报与德军巧妙周旋。有学生举手：“老师，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情报吃掉？吃掉多安全。”教室里传来一阵笑声。 在从前，面对这“耽误进度”的问题，我或许会简单带过。而那个瞬间我问他：“你说说看，吃掉情报会怎样？” 他站起来认真地说：“吃掉就什么都没有了，德军找不到情报，他们一家就安全了。”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另一个学生便抢着说：“可是情报是要送出去的呀，吃掉了还怎么送呢？” 又一个学生说：“其实小说里写的是故事，如果吃掉了，后面就没法写了。” 教室里顿时热闹起来。有人说起“二战”时情报传递的真实历史，有人猜测伯诺德夫人当时还能想出什么办法。那个提出问题的学生一直站在那里，听着大家讨论，眼睛亮亮的。 到最后我说：“你的想法很有价值——它促使我们思考得更深入了。为了保护情报，除了藏起来、假装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吃掉是一种办法，但它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在战争中，从来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代价的大小。这就是战争的真实和残酷。” 他坐下时，脸上流露出满足的神情。 那节课的流程虽然没有按教案走完，但我知道，我们触及了真正重要的东西。也正是这份对“看见儿童”的坚守，后来我又陆续获得省优秀课赛课一等奖，多次为市、区教研活动开设公开课。然而这些荣誉带来的喜悦，都比不上课堂上那些真实的瞬间。 时光悄然流逝，20余年过去了。如今站上讲台，我更愿意放慢节奏，听学生读课文，听他们磕磕绊绊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听他们为文中人物争论不休。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有属于自己的思想与姿态。 窗外阳光依旧灿烂，与27年前我初登讲台时一样，风轻云淡。一路走来，曾经的遗憾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力量。前路漫漫，我愿守着三尺讲台，以文字滋养童心，以倾听守护成长，在语文的世界里陪学生一起成长。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泰兴市鼓楼小学鼓楼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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