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教师节前，那个号码没有让我的手机铃声响起。

    那本是一个肯定会响起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我的大学老师郑蓉芳。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家乡在浙江宁波的她主动请缨去了边疆，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一干就是几十年，教的是“语文教材教法”“师范生如何当老师”。她还主编过国家统编教材《中学语文教材教法》，是那一代师范生的案头书。今年4月，她在辽宁大连逝世，享年91岁。

    每年教师节，我都会接到她的电话，第一句话总是：“你是刘德宏吗？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我提前祝你节日快乐！”她将“快乐”二字拉长了声音、提高了语调。

    起初我有点不习惯。师生的辈分在这儿，本该是我主动问候才对，她反倒先拨来电话。这样的电话一打就是许多年，我才慢慢听懂她话里的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她把我当弟子挂念。

    郑老师带我们练讲课的方式很特别：让男同学到女同学寝室讲导语，女同学则到男同学寝室表演结束语，既逼着大家练专业基本功，还顺带改善了双方寝室的卫生环境。试讲不排出场顺序，谁准备好了谁上台。

    郑老师对学生的好，是具体到每个人的：一个同学上课爱睡觉，她课前找他谈话，课间提问他，回答不管对错一律表扬——“他今天没睡觉，这是个进步”。

    毕业前找工作，得知我试讲准备的是孙犁的《荷花淀》，她给我找来许多资料：“这是我找的教案和有关这篇课文的杂志，你拿去做参考。”声音轻轻地，一字一顿，像在交付一份嘱托。凭着这份鼓励，我试讲一举过关，成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

    另一层意思，我现在才敢说。

    郑老师曾做过脑瘤手术，一侧听力受损，思维虽清晰，但偶有忘事。晚年，她与关心的学生定期通电话，以他们的进步为骄傲。她曾对我说：“我最爱听孩子、学生的好消息，比吃药都好，多听好消息对我来说是治病啊。”随着年事渐高，曾经的同事、学生的面孔在郑老师的脑子里一点点模糊，但教师节是她人生底色最浓的一天。她打给我的电话，是寻求心理的慰藉，同时也是在与“忘记”赛跑。

    每次通话总是很短，挂掉之前她不忘一句话——再忙不要忘了孩子的培养和教育。那句叮嘱我听了很多年，每次都像被轻拍了一下肩。

    后来每逢教师节，我当天的第一件事是给郑老师打去电话问候。而她接了电话，有时张口就问：“你是谁呀？”原来这些年，这通电话是她最需要的东西。

    再后来，我调离讲台，先后做基础教育的行政管理和教师发展工作。岗位换了3次，但有一条线没换，一直与“老师”打交道。

    今年9月，那通总是提前打来的电话我再也接不到了，而本该由我拨出的电话也永远无法拨通了。不过，郑老师留给我一件还来得及做的事：用自己的声音，去拨另一通电话——给那些同样站上讲台做了老师的学生。拨过去，问候一声：节日快乐！

    （作者系特级教师、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