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数字教育产品使用的父母监管

    基于我国东中西部7省份11353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父母监管在中小学生数字教育产品的使用中发挥重要作用。学生使用数字教育产品学习偏好与父母监管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当学生主要利用数字产品进行学习时，父母的过度监管反而可能削弱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产生“遮掩效应”。反之，娱乐和社交偏好行为惯习与父母监管则表现出明显的互补关系。如果单纯将数字教育产品视为“电子保姆”，以不懂技术为由放弃监管责任，将家庭教育权力让渡于技术产品，则会加剧对自主学习能力的负面影响。农村地区学生和留守儿童受数字教育产品的使用及其学习偏好行为惯习的影响更为明显，父母应当加强监管和对使用内容的筛选，为留守儿童打造相对安全的学习环境，促进他们养成健康、积极的学习偏好行为惯习。

    ➡摘自付卫东、张杉、于旭晨《数字教育产品使用对中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影响吗？——基于东中西部7省11353名学生的调查》，原文刊于《教育与经济》2026年第3期

    正确理解基础教育“普惠”定位

    当历史进入出生人口下降、数字化时代来临与追求全人内涵优质均衡发展的新阶段，县域教育治理的话语体系不能继续沿着旧有的“撤并”路径定势惯性开溜，而要更审慎地将“撤并”逻辑向初高中做直接传导。未来的县域教育政策应当引导乡村学校重新嵌入乡村社会的母体之中，使其不仅是一个教学机构，更是一个乡村文化的重塑中心。鼓励乡村学校与村委会、当地文化农户、农业合作社建立“创新共同体”。让学校重回村落的文化中心地位，在周末和假期向村民开放数字图书馆、体育设施与礼堂；同时，将乡村的农耕文化、生态文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学校，开展一些创新型文化活动。因此，从学校内部课程教学的专业性突破开来，把以学校为空间聚点的各类专业化功能惠及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可能是对当前基础教育“普惠”定位的正确理解，也是大国办强教育的政策范式中必须确立的底线。

    ➡摘自林小英《“撤点并校”与当代中国的普惠教育》，原文刊于《读书》2026年第8期